约瑟夫.贝尔的生平

19世纪中后期，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部有位讲师兼外科医生,名叫约瑟夫·贝尔。平时，他在学校里认真教课，很少有人会想到，他还是一个私人侦探！他的传奇故事给柯南·道尔带来灵感，使其创作出“福尔摩斯”这一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　1877年，贝尔的班里来了一个学生，叫柯南·道尔。贝尔把这个学生选为自己的书记员，让他跟随自己解剖尸体、侦察案件。年仅17岁的柯南·道尔开始仔细观察老师。　毕业后，柯南·道尔开了一家小诊所，但生意不佳。他只能靠给杂志社写小说来赚稿费。在创作过程中，他把贝尔变作了笔下的“福尔摩斯”。1887年11月，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第一部小说——《血字的研究》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就在“福尔摩斯”系列小说风靡欧洲之际，伦敦发生了历史上最血腥、最恐怖的连环凶杀案——“开膛手杰克”案，妓女一个接一个地遇害。全英国都呼唤“福尔摩斯”能在现实世界中出现。　案发后不久，英国警方就将相关资料寄给了贝尔。警方在资料中列出了三大嫌疑犯：1、杜立德，私立学校老师；2、约翰，波兰裔犹太人，住在凶案现场附近；3、塔布莱特，经常假扮医生行骗。　贝尔看完资料后不久，把自己认定的嫌疑犯的名字写在一份文件里交给了警方。此后不久，头号嫌疑犯杜立德神秘地自杀，连环凶杀案也告一段落。很多人认为，贝尔指控杜立德是凶手，并将消息透露给他，迫使他自杀。　贝尔一生侦破了许多重大案件，但每次破案后，他总是默默地躲在角落里，从不张扬——这一特点也是福尔摩斯所具有的。　贝尔在讲台上一直干到64岁才退休。1911年，这位现代刑事鉴定学的奠基人在家中默默地去世。

康熙指定的接班人是谁？英国医生约翰贝尔在北京期间,多次参加康熙皇帝和王子为传教举行的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天权力斗争的中心人物那里获得的,或者是关于康雍统治时期王位继承的第一手文件,至今没有人注意到。

在清朝历史上,雍正即位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难解之谜。他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与哥哥宗室无仇,按照康熙的法令合理合法地继承了大一统。第二,所谓十四阿哥说的无非是一些关于他继位前后不满的传言。他说:科举知道我从来没有对党不偏不倚,我要保全你们大臣的荣誉和尊贵,所以我奉命继承大一统。他指责自己的兄弟大臣百日惑我心。关于第一点,清史界有过多次讨论,有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些学者接受雍正的说法,认为他是合法即位的；另一部分则针锋相对,认为雍正篡权夺权。至于雍正强调的第二点,很少有人质疑。

事实上,后一个问题也很关键。康熙死前,雍正的政敌制造了怎样的谣言,北京的精英们又是如何看待康熙的接班人的？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雍正即位时清廷内部的权力对比,也有助于理解雍正即位后的权力斗争。当然,这个问题比前一个更难解决。对于前者,我们可以从康熙雍正留下的诸多文献中进行大胆的假设和推理。那么一个问题,除了雍正及其幕僚筛选出来的文件,没有其他第三方材料来验证公文的可信度。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之后,金先生对雍正即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撰写了清代帝王争霸战史概论。

金在雍正继位方面下足了功夫,其集中收集的关于世宗是否继位的重要问题的讨论等论文,分析透彻,视角新颖。但在材料上,和他前后的作品一样,仍然局限于清廷留下的历史著作和档案。也可想而知,雍正和他的官员们在那天彻底地删除和销毁了文献。

幸运的是,18世纪雍正帝能够控制国内的文献记载,却无法清除境外的史料。英国医生约翰贝尔的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来源考察康熙去世前北京皇位继承的动态,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康熙选择的继承人是谁。贝尔是一位英国医生,出生于苏格兰。1718年,他作为沙俄派遣的伊西马洛夫使团的一员,在北京逗留了三个多月。他对东方和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接到俄罗斯政府的邀请后,他欣喜若狂,把这次去中国的机会当成了上帝赐予的丰厚礼物。他和他的使团从圣彼得堡出发,穿越欧洲、俄国和西伯利亚,于1720年11月18日抵达北京,比康熙去世早了近两年。在那里待了三个多月,第二年3月2日离开北京。

在北京期间,贝尔和使团其他成员多次被康熙召见赴宴。此外,他还与康熙皇帝的所有子子孙孙、朝鲜的王公大臣、北京的耶稣会士、朝鲜驻华使节、北京的孔府等都有交往。他不仅参观了皇宫,还参观了北京的市场商店,观察了中国商人的讨价还价方式,记下了满汉士兵相互责骂的细节。贝尔擅长长袖善舞,善于交际,短时间内在中国人中间交了几个好朋友。他的游记展现了一个他眼中繁华文明的北京,丝毫不逊于同时代的西欧大都市。与70多年后另一位英国使节马嘉礼对中国的看法大相径庭。是研究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中国观的重要文献。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期间,在游记中记录了康熙死前关于皇位继承的所见所闻。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使节虽多,但只有贝尔留下了明确的记载。此外,如下所述,在北京期间,贝尔多次参加皇帝和王子为传教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天权力斗争的核心人物那里获得的,堪称康雍统治时期有关王位继承的第一手文件。

贝尔在游记中清楚地记录了在北京听到的关于王位继承人的消息。十四王子骁勇善战,正在指挥与卡尔梅克人的战争。据说皇帝要他继承皇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贝尔记录了这些信息,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落笔,采用了据说的方式。康熙驾崩前夕,一方面继位人选未定,继位问题秘而不宣,另一方面各派竞争加剧,新闻复杂离奇的政局十分一致,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贝尔记录的可信度。然而,贝尔的叙述也引发了更多的问题。一个从未去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中国人的英国人,只在北京呆了几个月。他为什么会注意到继承人的问题？为什么他对中国的政局,尤其是康熙去世前夕复杂的皇位继承问题有如此准确的把握和认识？谁敢对一个不会说中文,不知道底细的外国人谈论大清国最敏感的权力继承问题？

从贝尔的游记来看,他至少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康熙本人。到北京后不久,他和使团成员多次受到康熙的接待和款待。席间,康熙对使团成员说,自己年纪大了,按照自然规律很快就会死去,希望自己能死得安详。当然,根据贝尔的记载,康熙对接班人要求很严,什么都没透露。但是,即使皇帝不说,他的话也一定会激发贝尔对权力继承问题的好奇心。能满足他好奇心,成为他第二第三信息来源的,是宫里的传教士和王孙。根据贝尔的记录,当康熙召见他和使团的其他成员时,耶稣会士在场负责翻译。而且事后贝尔和韦斯特牧师私下接触很多,也会讨论这样的问题。此外,他与康熙的皇子和孙辈交往频繁,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帮助,贝尔对北京复杂宫廷的了解很快超过了入门水平。

贝尔入京后注意到,康熙有20多个儿子,按年龄排列为皇帝长子、皇帝次子、皇帝三子。引起贝尔注意的第一位王子是康熙的第三个儿子云志。720年11月8日,贝尔会见了同样在北京的黄三子一行。然而,贝尔与黄的第三个儿子没有直接联系。真正与贝尔有联系的是黄的九子云云。12月8日,康熙宴请了包括贝尔在内的俄罗斯代表团。第二天,云云邀请使团成员到宫里吃饭。宴会的奢华给贝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规模宏大,几乎持续了一整天,伴随着音乐、歌舞和戏剧...各种美味佳肴相继上桌。当时皇帝的第十四子在西方,作为大将军王指挥战斗,名声如日中天。如果云云认为胜利指日可待,那么大胆透露一些皇位继承的内幕也是完全正常的。除了太子,贝尔博士还和康熙的孙子打过交道。据他说,有一个14岁的帝国孙子访问了使团。根据现有材料,十四世皇帝的两个儿子生于康熙47年,贝尔来华时刚满十四岁。贝尔见到的天皇的孙子可能是天皇第十四子的儿子。可惜文献不足,无法有更确定的结论。如今,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康熙的孙子,雍正的儿子,乾隆皇帝和乃的祖父之间的关系,甚至把康熙对的宠爱视为康熙选择雍正继承统一的因素之一。实际上,十四世皇帝的两个儿子也受到了康熙的宠爱。据清史学者杨震发现的满清史料,云珍西征后,康熙特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自己养爱。康熙李鸿是哪一年得宠的？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还是雍正父子发明的,也不是不可能。从杨震引用的满文史料来看,这件事发生在康熙去世前不久。这个皇孙为什么要去访俄使团？也许是受到了乃祖乃淑对西方人热情好客的影响。

雍正曾在正义论卷四中说,十四帝的支持者在康熙死前曾公开发表意见,声称康熙想把消息传到云禅大处,这也为贝尔的经历所证实。而且贝尔的记载显示,雍正即位前两年,皇帝十四子要在北京大位的消息就已经广为流传,甚至传到了在北京的外国人那里。康熙60年代初,也就是贝尔在北京期间,设立仓储的问题已经成为禁忌。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十四帝继位论大行其道？这是康熙本人的某种暗示吗？当继位问题成为政治禁忌时,他容忍了偏向某个王子的流言蜚语肆意传播,也有可能把这理解为乐观主义。退一步说,即使不是康熙本人的暗示,甚至不是康熙晚年的阻止,但它的流传证明了十四帝的支持者是活跃的。

借助贝尔提供的新材料,我们可以重新认识雍正初年的权力斗争。从现存的雍正圣旨来看,雍正继位之初,云云敢在群臣面前公然咒骂。雍正知道弟弟们不满,还是哄着他。他继位几个月后,还安慰他们说:我考了科举。自以来,王的所有诸侯都享受到了太平之福。这时候我还不容忍,但过了一两年,我就渐渐心高气傲了。在与兄长的权力斗争中,雍正在继位之初的两三年时间里,采取了步步为营,软硬兼施的方式,逐渐夺走了康熙其他皇帝的权力和权力。直到雍正四年,他才终于有所行动,把云云等人关进了监狱,或者致盲处死。为什么他忍了这么久,直到雍正四年前？就像上面说的,你关心兄弟会吗？根据贝尔书中的新史料,不难看出雍正继位时,其实还有其他的难处。首先,康熙将平叛的任务托付给十四皇子,让他的支持者相信皇位唾手可得。于是他们暗中制造舆论,声称康熙已经选好了接班人,拉拢人心准备登基,使雍正帝日后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但康熙去世突然,而且正如雍正后来所称,临终时没有明确选定他为继承人,给他留下了继承大一统的法律依据。所以雍正虽然在龙哥的军事支持下迅速控制了首都,瞬间夺取了政权,但这都是突然的,短时间内是无法让人信服的。为了解决暂时的尴尬,雍正不得不妥协,以争取反击的时间。雍正继位之初的尴尬局面,反过来说明康熙指定雍正为接班人,实在令人怀疑。

最后一个问题,贝尔为什么不告诉消息来源？这个问题可能和那天贝尔对北京的观感有关。在一些强调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批评家眼里,1720年的北京可能更像是一个游离于世界主流信息之外的孤岛。然而,贝尔的印象可能并非如此。在三个多月的逗留期间,他不仅与法国、葡萄牙和意大利的传教士有大量接触,还会见了梵蒂冈驻华使团成员。一个英国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一个遥远的远东城市认识这么多西方人。恐怕他不会把北京当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世界。当然,这与康熙对西方教士的礼遇有关,也与当日清廷和教廷围绕礼仪之争进行交涉的特殊背景有关。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会让他对清朝从后世掌握西方信息的能力产生不一样的估计。如果贝尔在游记中公布了确切的信息来源,很可能在出版后被法院知晓,这对提供者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有鉴于此,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据说的方法,是一个稳妥稳妥的办法。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一个推论,是对是错？我祈求智者来纠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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