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道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中日两国的人民都善于饮茶,喜爱饮茶,两国的茶文化都相当的博大精深.日本的茶道和中国的茶文化有着一些相同的地方,也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本文简要分析了中国的茶文化和日本的茶道在起源发展上,精神上的不同之处.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最早发现了茶叶的优良功效,并最早在饮茶过程中产生了茶文化.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领邦,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茶文化也在较早的时候就传入了日本.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日本逐渐形成了基于中国茶文化的,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茶道文化.对日本茶道和中国茶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加科学地找到两国茶文化的联系和区别,有助于中日文化的深层次交流互鉴,也有助于中华传统茶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实现继续发展.基于此,本文对日本茶道和中国茶文化展开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的交流有那些事例？

中日文化比较：围城中的风景

生活在日本，经常不自觉地做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最近研究的是围城中的风景——中日两国的夫妻关系，不比不知道，一比真好笑：日本的夫妻像母子、中国的夫妻像父女。

这不，刚刚在电话里和好友神聊了半天，一说起她的“3个儿子”，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上个星期刚刚给她的“大大儿子”过完生日，买了一个大蛋糕，“大大儿子”开心得不得了。别误会，我的朋友实际只有俩儿子，都在上保育园，这“大大儿子”是她对她那日本丈夫的尊称。朋友经常抱怨：这两个小的都很好带，最难伺候的是这“大大儿子”。朋友生孩子时，这“大大儿子”在家蒙头大睡，别说去医院照顾了，朋友出院才一个星期，就骑着车上街买菜了，吓得我眼镜差点没掉下来。说来也怪，日本女人不做“月子”，照样长命百岁，寿命比男人还多10年。再说这生孩子、喂孩子是当妈的事，带孩子玩，当爹的总该做做吧。当然，休息天朋友在家打扫卫生，叫大的带俩小的出去玩，没说的，开了车就把儿子带到了百货商场，先是一人一个大号冰激凌，接着再来3包炸薯条，吃完后3人抹抹嘴，俩小的去了幼儿游戏区，玩得一头汗，大的也没闲着，去玩具柜台转了一圈，买了一堆小汽车模型，3人兴高采烈打道回府。一进门，就忙开了。可是，拼了一会儿俩小的觉得太难，甚是无趣，玩别的去了，剩下大的在那儿自得其乐。

朋友饭做好了，正要喊，突然觉得怎么这么安静，再一看，俩小的已经躺在地上睡着了，而“大大儿子”正专心致志地给小汽车上牌照呢。终于大功告成，大的捧着小汽车得意地对妻子说：“怎么样，我拼的。”朋友不知是该夸他两句还是该赏他一个大耳光。朋友愁眉苦脸地对我说：他怎么总也长不大。

母亲大都望子成龙，那么用“望夫成龙”来形容日本妻子一点也不为过。人们都说日本男人一生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母亲，另一个就是妻子。从小他们被母亲宠着，被母亲管着；大了，接着受妻子的宠爱和管教。日本母亲望子成龙的心情一点不亚于中国母亲，如果说中国母亲是用说教加棍棒管教儿子，那么日本母亲更擅长的是用温柔去感化儿子。日本幼稚园的孩子不会像中国幼儿园里的孩子那样比谁的爸爸官大，谁家有钱。日本孩子比的是便当，中午打开便当盒，比谁家的妈妈做的便当好看、美味又特别。吃着这充满母爱的便当长大的儿子，如果没有恋母情结，才叫怪呢。日本女人深谙此道。要想做他的妻子，先得学会做他的妈，如果能做出“母亲的料理口味”，那么，放心，这男人是跑不掉了。

做妻子的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务，将丈夫侍候得无微不至，她们用温柔去感动、鼓励着丈夫，而为夫的也深知这温柔背后的压力，在公司里不努力不行呀，这份温柔可不是白付的。在外拼博的男人，偶尔也会溜出妻子温柔而严厉的眼光，找个情人放松放松。这时的日本女人不会像中国女人那样“一哭、二闹、三上吊”，她们会以一种“孩子犯错是难免的”宽容去静观其变，如果男人只是玩玩，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如果男人真的陷了进去，这才披挂上阵，去和入侵者决一死战；再不济，还有最后一招，你若胆敢离婚，赔偿费让你掏得倾家当产，日本男人还没浪漫到“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地步，这婚是万万不敢离的。

再来看看咱们中国夫妻。经常有学生问我：听说中国男女平等，男人在家里没有地位，“妻管严”多，是吗？我会反问他：都说日本是大男子主义社会，日本女人在家里是不是没有地位？他们往往会眨着小眼睛、张着嘴巴不知该怎么回答。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没有什么是非曲直。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贤妻良母”在中国成了略含贬义的词。如果说谁是贤妻良母，那么潜台词就是：她只会在家围着锅台转，伺候丈夫孩子，在工作中不求进取。做父母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这么没出息，他们往往教育女儿不仅在工作中就是在家里也不能输给男人。于是，女儿们使出浑身解数，张牙舞爪、拳打脚踢终于把男人打得落花流水、抱头求饶，乖乖地系上围裙，走进厨房，一边炒菜一边悻悻地说：好男不跟女斗。被男人压迫了几千年的中国女人终于扬眉吐气了。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女人，还是一边工作、一边做贤妻良母的话；到了七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真正的男女平等了，夫妻一同工作，一同操持家务；而进入21世纪，新新女孩终于把世界颠了个个儿。朋友小李在医科大学读博士，前一段时间愁眉苦脸地说：“夫人要来日本了。”我笑着说：“你该高兴呀，这下有现成饭吃了。”他苦笑着说：“还不知道谁做给谁吃呢。”果不其然，夫人来后，小李一改已往中午带饭的习惯，买起了便当。一问之下：“以前我都是晚上做两份，吃一份，第二天带一份，现在两张嘴，都吃完了，我带什么。”小李的孩子两岁了，一直在中国，爷爷奶奶给带着，我劝他把孩子接来：“你夫人既不上学又不工作，把孩子接来多好。”吓得小李直摆手：“到时候，她们俩抢糖吃，我该哄谁呀。”爱妻如爱女，中国男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温柔最会疼老婆的伟丈夫，除了足球踢不进门，不过这是不是也该从中国女人身上找找原因，毕竟男人都是女人生的……

日本男人的恋母情结造就了像母亲一样的妻子；而中国男人喜欢小鸟依人般的女孩，各得其所，幸哉幸哉……(来源：日本《东方时报》 作者：晓钟/日本东京)

比较禅意在中日文化中的影响

--------------------------------------------------------------------------------

作者：金丹元 [2001-11-27 8:43:19]

笔者曾在拙著《禅意与化境》中指出：

“禅不等于禅宗，禅也不等于禅意。……从禅到禅宗，再到禅意，可以说是一种发展、一种文化态势和延伸。但事实上，禅是方法，禅宗是佛教的一支，禅意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底蕴。”（注：见拙著《禅意与化境》第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虽较早，但禅宗传至日本基本上是五代以后，尤其是宋代及其以降才出现的，而且多为南宗各支系。如日本后鸟羽天皇朝时，僧荣西入宋传去临济宗，后崛河天皇朝时，僧道元入宋传去曹洞宗等等，中日文献均有记载。禅宗，进而更确切地说是禅意，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影响都极为深刻而且普遍。然而禅意在中日两国文化中的渗透及影响却不尽相同，甚至是大相异趣的。笔者就此命题试作比较，以探讨中日文化传播之不同效应。

一、禅意在中国文人、文学艺术中的影响

禅意虽不是宗教，但在禅意的审美情态中却潜藏着一种偏于艺术审美的亚宗教情感。而宗教，尤其是亚宗教情感与艺术活动自一开始起就有某种密切的联系，甚至同构性，如二者都是为了获得精神的解脱和慰藉，从发生学角度看，既有互动性又有互补性。又如二者都在追求那种并非实实在在的真善美和理想境界，而且都借重想象和超验等等。而比起其他民族的知识阶层，中国文人又似乎更注重审美需要和道德净化，这样，禅意的文化属性体现在中国士大夫的心态上，就显现为二律悖反的亦佛亦俗、亦儒亦道，并借此生动地演示出中国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

禅意作为东方智慧的一种结晶、一种精神向度和寄托的方法，它既有儒家风雅和入世的一面，又有道家虚无和出世的一面。在中国本土文化哲学中，宗法伦理、忠恕之道、修身养性、学以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等，一向是儒学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儒的目的在于调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积极进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代代硕儒所耿耿于怀的。而老庄一脉，则一向看重自然机趣，虚静游心，“物物而不物于物”。尤其是庄子哲学，更重视“法天贵真”、“清静无为”，强调善作“逍遥游”的真人、至人为最高人格理想。道的目的，在于调节个体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庄禅合一有其更合乎内在逻辑的质的趋同性和可能性。而儒道两家本质上又都是一种古代东方的人本主义哲学，所以，儒道互补，自古就有。一如《周易》中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二者不可或缺。然而，儒的化个人命运为社会理想，积极进取，向内修身的人格模式与道的虚无出世、消极隐逸，又明显地呈现出二者各自的矛盾性相。为此，徘徊于儒道之间，时而左右逢源，时而又如置夹缝中的中国士大夫心态，也必然地体现为二律悖反的矛盾的两重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凡在政治上春风得意，或在仕途中跃跃欲试，或曾受到某种可证明“皇恩浩荡”的礼遇，则往往积极进取，锐意革新，不仅执著地追求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种大济苍生的伟大使命感顿时油然而生。而一当仕途失意，落拓潦倒，不为人用，甚至不为人知时，则往往转向自然，寄情山水，浪迹于江湖，返朴于林泉，于是乎，高蹈出世，隐遁绝俗，“和同天人之际，使无间也”（注：扬雄：《法言·问神》。）。而往往只有到了此时，中国士大夫才典型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哲画师，回归至康德所言之既无明确的目的而又符合目的性。在这当中，禅意所独具的文化心态，往往能起到调节的作用。魏晋以降，随着佛经的大量译解，禅的空宗观、中道意识逐步深入至中国文人的心灵深处，它在儒道之间的这种圆润的调节作用也更加明显。对于儒的入世，道的超脱、禅的意趣在无形中平衡着双方的偏执，这就又在客观上为面临进取与隐逸两难抉择的士大夫，起着心理上的谐调作用，从而巩固了中国“士”阶层的这种特殊的悖反心态。如嵇康、阮籍素以“非汤武而薄周礼”著称，不为所用，深受迫害时，则以“穷达有命，亦又何求”聊以自慰，优游于山水之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感悟到了“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乐趣。但他们内心深处都总念念不忘“君静于上，臣顺于下”（注：嵇康：《声无哀乐论》。），“君臣不易其位”（注：阮籍：《乐论》。）。既向往盛世太平，又牢记伦理纲常。当陶渊明意识到自己是“误落尘网”后，随即“守拙归园田”。但他既自感“久居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却又时显“金刚怒目”相，心中念着还是“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与之同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tiǎo脁、沈约等人，也都经常徜徉于出世与入世的十字路口，时而“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时而又“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唐宋时期，禅宗勃兴，禅意升华。唐时，道佛合流，开意境说之先河，宋时，儒佛会通，成理学体系而为一统。士大夫中的翘楚，往往得意时，“一日看尽长安花”，不遇时，则“明朝散发弄扁舟”。被誉为“文章冠世，画绝古今”的王维，年轻时也曾唱出“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一类的壮歌；可步入中年后，尤其是因“安史之乱”而“陷贼官三等定罪”后（注：见《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他看淡一切，沉湎佛理，“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倾心于山林，留意于泽畔。宋代名士苏轼也是典型的具有两重性格的艺术家，他既钦慕屈子、孔明、陆贽等经世济时之风云人物，又酷爱陶渊明、谢灵运、王维这样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赏隐士之逸趣。这样的悖反心态，在中国士大夫中比比皆是，不只盛唐的孟浩然、储光羲等人，高、岑、王、李之辈皆有同感，中唐的刘禹锡、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聂夷中、杜荀鹤等人也都有过同样的上下沉浮和坎坷经历。宋代名流，如梅尧臣、苏舜钦、柳永、晏殊父子、秦观等，各自都怀有“有补于世”的雄心壮志，又都人到中年常觉“无可奈何花落去”。就是杜甫、韩愈这样一生忧国伤时，“临危莫爱身”的醇儒，也曾冒出过“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等暗合佛意的念头。禅的渗透及变异，使得中国士大夫的“狂放与适意”的心态得以宣泄，而禅与实用理性的结合，又使“旷达与忍让”也得到了统一与谐调。即令韩愈这样的人物也时而写“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时而又说“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脁”。到了后来发展至“狂禅”，则更由对禅的理解须有淡泊、宁静、寡欲起始，而一变为纵欲无度。所谓“若心常清静，离诸取著，于有差别境中能常入无差别境，则酒肆*房，遍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注：知归子：《居士传》卷三十一。）。禅意的世俗化倾向极大地刺激了虽不身居禅院却心向往之的士大夫们原始生命张力的外泄。旷达与忍让的统一，又使文人学士找到了自信、自慰、自得的心理平衡机制，从而使人的主体意识也变得更为强烈，更加超拔。

禅意对中国文艺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且不说中国“意境”理论的成熟与佛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意境”一词本就源自佛学，如从“了知境界，如幻如梦”，“我弃内证智，妄觉非境界”等佛家用语中，即可寻见诗、词、画之意境的渊源。皎然《诗议》中的那段话：“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对中国意境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中国历来就有“论禅作诗，本无差别”之说，不仅引禅入诗，而且将禅家之破除“我执”、“法执”，以达到自悟佛性的开悟都引入了诗画艺术中，使中国艺术达到一种如禅悟似的超知性、超功利的精神体验。有些诗虽无一字禅语，但却处处可见禅趣，如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胡应麟称之为：“右丞却入禅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注：胡应麟：《诗薮·内编下》。）又如杜甫的“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沈德潜《说诗■语》中说“俱入理趣”，认为高于禅语入诗之作，是真正引进禅理之上品。同样苏轼的“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王安石的“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等等，在唐宋诗词中可谓触目皆是，举不胜举。这类引禅趣而入诗意的作品，其实都已着上了“意境”的色彩。在表面的空、静、闲、淡的氛围中，深寓着“可解而不可解”的意味性，亦即诗中有意无意的已经有了“性空幻有”的成分。无意中将临济的“一句三玄，一玄三要”、曹洞的“参活句”门风也带进了唐宋诗中。这就必然要生发出“弦外之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了。故严羽称真正的“妙悟”，为“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认为“然悟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注：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国绘画除佛像画与佛直接有关外，泼墨写意，“吴带当风”等文人画中也深蕴着禅意。故明代董其昌以禅之南北分宗喻中国画之南北二派：“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行。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晬，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注：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而且指出南派画“清高不俗”，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字造化者”，画家多为“隐逸之士”。唐代张璪所言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同禅意强调心的体验也有着内在联系，而张彦远所言之“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则更是将禅与庄结合在一起后的心的体认了。中国书法，尤其是行草的艺术表现，也都处处可见禅意的渗透。如张旭的“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怀素的“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等等，在表现自然真趣方面都深受禅的影响。另外，著名的大书家如齐己、高闲、贯休、景云等在自己的书艺中都浸染着禅的精神。宋代士大夫参禅之风盛行，苏轼、欧阳修、米芾等一大批与禅师过从甚密的书家，常从禅理、禅趣中获得“妙在笔画之外”超越自我的心得，使书画之境与禅境、禅意同出，则更是不胜枚举的事实。总之，禅意对中国文人和各类艺术的影响极大，这是早有公论而不必赘言之的。禅意的世俗化倾向，反使得世俗的人与艺术著上了更具东方色彩的高雅趣味，它不仅塑造着中国文人的人格生成和发展，影响着中国艺术的总体走向，同时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在矛盾的心态中找到了某种可以“逃于禅”的出路。而凡此种种，不仅是西方文化中所难以找到的，即使是印度也无这种先例。

二、禅在日本俗文化中的作用及启示

如果说禅意在中国文人和文艺中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高雅的世俗文化中的话，则在日本就不仅涉及到雅的一面，也遍及到俗的一面，甚至对民俗文化也发生着深刻的作用。

笔者曾在拙著《禅意与化境》一书中认为，将临济宗引进日本的荣西和把曹洞宗引渡至日本的道元等名僧，“可称之为日本宗教界、学术界的伟大的‘盗火者’”。这是因为，由他们移植至日本的中国禅宗，不仅比古代传入东洋群岛的佛教更为成熟，也更富哲学意味。而且，即使是平安朝初期的大圣空海等入唐带回的天台宗、真言宗也难以与之媲美。抑或也可以这样说，荣西、道元等人带回日本的，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是超越了佛教界限的中国人的心灵的结晶，是一种具有调节心理平衡的审美化了的禅之意趣，也是当时东方世界中最精湛最深刻的意识形态及其方法论。而对于当时尚未完全进入封建文明全盛期的日本来说，那不啻是普罗米修斯盗来了神界的天火。而更为有趣的是，禅从中国移至日本后，虽开始引入的是南禅宗的各支系，但一方面由于本质上南禅宗也讲“顿”、“渐”兼修，以“顿”为主；另方面，日本固有的佛教，历代禅师和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一再参悟、研习、推广，致使逐渐创立的日本式禅宗和东洋禅趣，不仅更强调“渐”是“顿”的基础，“顿”是“渐”的成熟后的灵感式突发，在注重顿悟时非常看重渐修的功力。而且，这样的禅法和由此升华的禅意几乎成了日本人之性格和人格模式方面的象征。时至今日仍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作用于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品位。

铃木大拙曾引用西方学者的说法加以佐证，如指出查尔斯·艾略特在其名著《日本佛教》中曾这样说过：“禅对于东方的艺术、知识及政治生活来说具有伟大的力量。禅也是日本式性格的表现。其他所有的佛教都没有禅宗那样‘日本式’。”（注：转引自《现代日本思想大系》，铃木大拙卷，日本筑摩书房1965年版。）这一概括的确是入木三分、颇有道理的。日本学者中村元先生在其所著之《东洋人的思维方式》一书中，曾就接受佛教的角度来谈中国人的思维，认为在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时，接受佛教以及佛教所造成的影响，应予以特别重视的，并认为，中国人重视具象的知觉，强调个别性、尚古的保守性，重视等级身分、自然本性等都与禅宗及禅的外化有关，如把宇宙称为“山河大地”，把真实形态说成是“本来面目”，将禅的“公案”作为模范和古则，讲“知天命”，“复归自然的本性”等等（注：见王文亮：《从接受佛教的形态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征》，《哲学研究》1990年“中国哲学史研究”专辑。）。其实，这些特征后来大多都被日本人所接受了。而且，如果说中国人接受禅思并影响了我们的文艺，主要是在文人和文人艺术中的话，那么，日本人接受中国禅，或者说中国禅对日本国民的影响事实上更为普遍，而且影响也更为深远。

严格说来，禅在日本国民心灵深处已越出了宗教的界面，而成为一种近似宗教（亚宗教）类的精神，这种精神又总是闪现出禅的沉思的活用及超验思维方法和不屈的自信心。南禅宗里的自力、自度，在日本文化中成了自强不息的一种民族精神。禅的修炼，又在日本俗文化，乃至民俗中体现为人格修养的功夫和文化内涵的灵魂。禅宗传至日本后，除宗教上的意义外，对世俗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已日益深入日本国民之心灵深处的中国儒与禅互补，就此而言，朝鲜也一样。即日本、朝鲜都曾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程朱理学。这一点颇类中国文人对禅意的升华，主要表现在知识阶层平衡自己的心态和处世艺术的运用上。二是使艺术创造与禅沟通，一方面极大地刺激和丰富了日本和歌、物语、书画等艺术样式的走向成熟，启迪了“五山文学”和俳句的兴盛；另一方面又拓展了“艺术”概念的含义，将禅之于诗的方法推而广之到民俗（抑或也可说是民俗艺术）中去，如茶道、插花、武士道、剑术、庭园建筑、生活中的幽默等各个民俗领域。因此，从中国明清以后的历史看，由于禅宗的衰落，禅的方法不为普通常人所熟知和接受，实际上，清代以来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懂得对禅的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和禅意的外化也比中国人更为普及，乃至于日本的一般民众（不仅仅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意无意地在饮食、起居、礼仪、心理等各个环节中自觉不自觉地温习着、遵循着这种体验。而在此体验的过程中，最要紧的是不断强调儒禅互补后的东方式的“和”，亦即中国人所谓之“天人合一”，与此同时，又从不间断对“悟”的开解和具体运用。

禅宗强调修炼和意守，它曾对中国的武术、气功、医学等起过很大的作用。气离不开意念，意念也少不了气或气场的客观存在。所谓“气沉丹田”，“神游丹田，在泥丸宫下”，“运气一周天”等，都与意守有关。而修炼功夫，强调意守，对日本武士文化的兴起也起着极大的指导作用。日本武士文化在室町时代达到高峰，与当时对禅的崇拜是有必然联系的。镰仓武士以熟娴弓马之事为荣，而得弓马之法的第一要务，乃是心的开悟。日本柔道从某种角度讲很有点类似中国的太极拳、八卦掌，它的基本要素是内家武功所追求的以柔克刚，刚在柔中，柔道高手须使心意进入宁静、和顺的状态，以“非暴力”对抗“暴力”，凭借直觉体认并悟出顺应自然的练功法，在似乎“不抵抗”中抵抗，在对手想不到时击败对手。而这正是禅家所谓“破三关”即要破去三层执著，所谓“一簇破三关，犹是箭后路”，自然而然地达到无碍自如之境。这当然须狠下苦功，持之以恒地不断练，而同时又须心静、入定，进入顿悟、妙悟之境界。日本的茶道也是从中国学来的。据说最早将茶种从中国带到日本，后又在寺院里栽培的正是日本临济宗的开山祖荣西。以后，日本禅师大应又从中国学到了沏茶的方法。中国的禅僧也不断去日本传授茶道，成为师傅。接着著名的一休师傅与其弟子珠光又将茶道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日本的一种生活艺术。茶与禅院的关系之深可见一斑。但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茶道后来有了很大的区别。中国人饮茶虽也讲究品味，体现出世俗文化的雅致，但却并未规定出一整套仪式。各地茶文化的不同反映了各地的民俗之迥异。如白族的“三道茶”与汉族饮茶不同，是民族习惯和风俗之相异所造成的。而在日本，茶道逐渐发展成为修炼禅意功课、培养高尚情操的一种契机和方法，且具有一整套礼仪，其规矩也要比中国茶道繁复得多。虽说历来也有工夫茶之说，但中国的工夫茶主要是就吃茶而言，所谓“工夫”也是熔铸在品茶的过程中，往往表现为一种适度的风雅和素养。既是休息、适意、调养、享受，又是儒雅风范，对品茶之道理解的体现。况且随着历史风云的演变，到了近代，国内讲究饮茶，注重茶道的已越来越少（不是指茶的优劣和吃茶的简单方式），仍保持着这种讲究的，多数是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或是在经济上宽裕的有闲人士。日本的茶道却始终如一地保存着禅的精神，离开了禅意，也就无所谓日本茶道。珠光禅师以降，日本茶道又注入了自己的东洋趣味，工夫是在茶外，茶道成了一种借品茶来体“道”的方式，具有一整套极为考究的礼仪。它不仅是享受、休息，而且也是修炼人格，培养品行、情趣的一项重要生活课程。除了品茶外，它的一整套礼仪还包括：如何造成宁静和谐而又庄重肃穆的气氛，如何烹制，怎样奉献，又怎样领纳。日本人为茶道所创立的规矩多达上百条，包括处理花卉，挑选茶叶，使用水勺、木炭、茶罐、茶碗等等，它的主要意义不在于饮茶，而在于通过品茶及完成整套礼仪，来悟出清静、敬重、和谐以及“无我”的禅的理念，从而品出人生，发现自我，去恶从善，超越俗念，在静寂中向广义的“涅pán盘”靠拢。如泽庵的《茶亭三记》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迦叶之微笑，曾子之一诺，真如玄妙之意，乃不宣之理也。及至诣茶室，备茶具，行礼仪，脱衣冠，并不繁琐，亦不华侈，以旧用具而新心境，不忘四时之风景，不谄，不贪，不奢，谨而不疏，朴素而真实，是为茶道。”而其目的是为了“赏天地自然之和气为乐，移山川木石于炉边”，所以“以天地间之和气，乃茶道之道也”（注：转引自《佛教与东方艺术》第85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人物，如一休和尚、千利休，乃至于强悍、粗野的丰臣秀吉等都醉心于茶道，极力倡导茶道的休养功夫。千利休曾有和歌云：“触及心深处，方知为茶道。”在《叶隐》第二卷中，茶人如此道：“茶道本意，在使六根清静。赏挂轴、插花，嗅清香，闻水声，品茶味，举止端庄。五根清净之时，意念自然清净，而最终目的在使意念清净。 ”（注：转引自《佛教与东方艺术》第858 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因此，日本的茶道，实际上是人生艺术的外化，是禅趣、禅理的审美化，它要求在品茶中淡泊功利，达到“无”的绝对境界。

日本诗歌多从学习、摹仿中国

1、冈千仞访华

冈千仞于1884年5月29日从横滨乘船出发，6月6日到上海，会晤老友王韬及其他上海名流。然后畅游苏杭，饱览风景名胜，拜访俞樾等江浙名士，访问朱舜水后裔。冈千仞访华期间，广泛进行日中文化交流活动，会见了许多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仅在其《观光纪游》中提到姓名的就有近200人之多。

除了好友王韬等人外，还见过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达官贵人，俞樾、李慈铭、汪士铎等名流学者。交往时大多用笔谈问答应酬，有时亦由陪同的王惕斋口译。交流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个方面。

2、雪舟画圣——明代中日绘画的交流

1463年，雪舟接受了与明朝通商贸易而致富的大名(诸侯)大内氏的邀请，前往他的领地本州西部的周防国(今山口县)。雪舟希望有机会从这里到中国去，直接向明朝的画家们学习，同时在这里也能看到更多从中国传来的水墨画。他在周防创办了画室云谷轩，从事绘画创作，声名逐渐传扬四方。

1467年3月，遣明船到达中国浙江的明州(今宁波)。雪舟登陆后，先到明州东部的天童山景德禅寺参拜。雪舟在天童山深受僧众的敬重，获得了“天童山禅班第一座”的荣誉称号。因此后来他的画上常常落款“四明天童第一座雪舟笔”。

1468年5月，雪舟一行到达北京。他除了参加遣明使团的一些礼仪性活动外，主要是访师会友，学禅作画。他曾向明朝著名画家李在和张有声学习中国水墨画的着色、泼墨、晕染技法。

雪舟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当时中国的画坛，他一面参悟佛法，一面深入探究水墨画的精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和雄伟壮观的中国山水，深刻地影响了雪舟的哲学观和自然观。

3、荣西——传播饮茶之风的日本禅师

荣西1168年第一次入宋回国时，将中国茶籽带回日本。1207年栂尾的明惠上人高辨来向荣西问禅。荣西请他喝茶，还赠给他茶种。高辨于是就在栂尾山种植茶树，出产珍贵的本茶，成为日本著名的产茶地，而后世有名的产茶地如宇治等地的茶种大多是从栂尾移植过来的。

1191年荣西第二次入宋回国时，因风在长崎县平户岛登陆，又将茶种播在该地富春园。次年，荣西将他所著《吃茶养生记》一书献给幕府，这是日本第一部茶书。因此饮茶风气先是在禅僧中盛行，然后才普及到世俗社会中去。随着茶树栽培的普及，饮茶成为日本广大民众的习俗。

4、?鉴真和尚——东渡传经的唐代高僧

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遣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来我国留学。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鉴真去日传戒，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决意东渡。

天宝二年（743）鉴真和他的弟子祥彦、道兴等开始东渡。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

返途时突发眼疾，62岁的鉴真大师双目失明，他的大弟子祥彦圆寂，邀请他的日本僧人也病故了，但他东渡宏愿始终不移。

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他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

实现了东渡宏愿。此后鉴真在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5、?罗森及其《日本日记》——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罗森1853年首次赴日期间，他感到与日本人打交道、订协议都离不开汉文。因此1854年培理舰队再次出发去日本时，便邀请友人罗森充任舰队的汉文翻译，罗森接受邀请同赴日本。

罗森在日本期间进行了许多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他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除官员外还与文人、学者、僧人接触，不少日本人士也主动与罗森交往、笔谈，并向他打听中国的情况，表达“崇仰中国文物之邦之意”。

他发现日本人士“酷爱中国文字诗词”，很多人与他唱和汉诗，互赠书画，更多的人则请他题字、写扇面。据其日记所载，他在横滨一个月内，为日本人写了500余幅扇面，而在下田，一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余柄矣”。至今在日本北海道函馆市松前城资料馆里，还藏有当年罗森题诗赠给松前藩家老勘解由的大扇面。

罗森也向日本书法家请教。他听说下田的文人云松窝擅长口笔书(即用嘴衔笔写字)，也请他写了十几张草书，颇有“龙飞凤舞之势”。这是近代最早的中日书法交流。

百科狗 baikeg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