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成王利簋文字属于

可以说，利簋是西周开国第一器，因此，利簋成了出土文物中关于西周的最早青铜器，更重要的是，利簋也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

由于价值极高，所以早在17年前，利簋就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到2002年，经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反复权衡，又确认利簋为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不过，还有一点就是，铭文解读还是有争议，比如有人认为铭文中“珷”指武王，而“王”则是说成王，就是说这件文物是在周成王时所造，诸如此类等，上面选择的是最被认可的一种。

所以西周成王利簋文字属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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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历史，人们总会说“上下五千年”，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说法不算夸张。

但如果问中国有确切年代的历史，那只能从公元前841年算起。

那一年，周厉王犯了众怒，引起“国人暴动”，周定公和召穆公开始“共和行政”。

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就是以这一年为起点，这一年往后，我们的纪年就没乱过。

此前的很多历史事件，在具体时间上都有争议，比如武王伐纣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说来有些滑稽，武王伐纣发生在哪一年我们不知道，武王伐纣发生在哪一天我们却知道。

中国古代有一套“干支纪日法”，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并不确定，反正商朝就已经有了。

这套干支纪日法，独立于纪年，六十一轮回，我们一般认为它从来没断过，也从来没错过。

中国最早的一本书叫《尚书》，里面有一篇《牧誓》，是牧野之战前，武王给大家作的演讲：

按它的说法，那是一个甲子日的黎明（时甲子昧爽）。

这说法可信吗？

1976年，我们在陕西临潼发现了一件西周时期的文物——利簋，上有铭文：

这几十个字有多种解读，但毫无疑问，它为“时甲子昧爽”提供了佐证。

不过，光知道牧野之战在甲子日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判断它在哪一年。

于是接着翻书，发现两篇重要文献：

一篇是《周书·武成》（《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一篇是《逸周书· 世俘解》。

这里本该有具体的考证、辨析，但本文的重点是介绍思路，所以直接看得到的信息：

所谓“旁生霸”、“既死霸”、“既望”都是月相。

“旁生霸”，指靠近新月出现那天，“既死霸”，指残月隐去后那天，“既望”指月圆后那天。

所以上面的信息翻译一下就是：

一月壬辰，新月出现；二月庚申，残月隐去；四月乙巳，月圆之后。

（这里不大严谨，我跳过了闰月、改正朔的问题）

理论上，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推算武王伐纣是在哪一年。

但我们一般人肯定做不到，这里可以动用工具书《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

考虑到武王伐纣应该在共和行政前两三百年，我们可以缩小查找范围。

最后，可以得到一个答案： 这一年是公元前1044年，牧野之战那个甲子日是1月9日。

对这个答案不放心的话，我们还可以换个解题方法，验证一下。

《史记》的西周史可分两段，一段从武王伐纣到共和元年，一段从共和元年到（周幽王）十一年。

后一段各王年数是清楚的，所以我们确定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

前一段各王年数是模糊的，所以我们无法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份。

可是，西周推行的是分封制，封国们有自己的纪年，我们可以从它们的纪年反推武王伐纣的时间。

比如说鲁国，鲁国的纪年保存得很好。我们现在知道共和元年就是鲁真公十四年，我们也知道鲁真公之前鲁国各个国君的在位时间。

我们可以借此推算鲁国的建国时间，再次省略过程：

-841-203+1=-1043年。

也就是说鲁国建国在公元前1043年，同时，我们又知道，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公被封和武王伐纣隔不了多久。

所以，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4年是大致可信的，保守一点的话，可以在前面加个约字。

长期从事《史记》研究而成果颇丰的韩兆琦教授，用十年之功注释《史记》，成《史记笺证》五百馀万字，即将出版。前此，我奉命阅读了先秦部分的稿子，感到这是一部详备而又很富于特色的《史记》新注，是十分可喜的收获，如果说《笺证》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记》新注本，或许不甚为过。所以现在高兴地把它介绍给同行。 有几位前辈学者曾经严厉批评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缺失，但是平心而论，多少年来，国人始终未能拿出超越《会注考证》的新注本，《史记志疑》特别是《会注考证》一直是《史记》研究者的最主要读本。窃以为，《笺证》的出版，庶几可弥补此一缺憾，或者至少在下列诸方面超轶《会注考证》。 第一，广泛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模糊不清的记载提出了新说，对错误或不妥的旧注、传统说法作了辨正。如有名的战国四公子，孟尝、信陵、平原与国王的关系都很清楚，但春申君与楚王是什么关系？《春申君列传》只说：“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襄王。”似乎没有关系。没关系，何以称“公子”？以前的注释均无说。金正炜《战国策补释》首先断言：“并称四公子，当亦楚之疏属，故朱英说以代立。《韩非子·奸劫弑臣》谓为楚庄王之弟，庄王即襄王，后章‘庄辛谓楚襄王’，《荀子注》作‘庄辛谓楚庄王’可证。”後经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的进一部论证，其说益辩，并指出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也曾经说过四公子“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然则春申君为楚顷襄王弟之说足以成立。《笺证》依此作了注，弥补了《史记》记载的缺漏。又如西周初北燕的都城在何地，虽然张守节明说“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但是直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仍然说燕都在蓟（今北京城西南隅）。这与《礼记·乐记》“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说法直接抵触。近年考古发掘证明，燕都应在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发现的古城址，后来迁都于蓟。《笺证》亦依此作注，解决了历史的悬案。又如秦赵閼与之战的閼与，究竟属韩还是属赵，《史记》记载含混，《秦本纪》、《魏世家》明说是赵地，而《六国表》韩栏却说“秦击我閼与城”，赵栏又说“秦拔（当作“攻”）我閼与”（中华本改“拔我”为“攻韩”，认为是韩地，《水经注·清漳水》也说“秦伐韩閼与”）。《赵世家》说“秦韩相攻，而围阏与”，《廉颇蔺相如列传》说“秦伐韩，军于阏与”，也都像是阏与属韩。而《廉颇蔺相如列传》又记秦将断定赵奢“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显然认为阏与属于赵。今《笺证》参考《战国策·秦策三》、《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引文及当代学者的考辨成果，纠正了《六国年表》、《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的含混不清和中华本的误改。再如韩、赵、魏三国是怎么被周天子封为诸侯的，《史记》中无记载，经缪文远《战国史系年辑证》、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的考征，知道是三国曾奉周天子的命令伐齐，因为伐齐有功，周天子以封侯作为报偿。这类情况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第二，大量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不仅提高了《史记》史实的清晰度，也纠正了某些叙事的偏差。如武王伐纣的时间，《尚书·牧誓》说：“时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笺证》引用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铜器《利簋》铭文：“武征商，唯甲子朝……”这就用出土文物有力地印证了古代文献的可靠性。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编年记》，记录了秦昭王二年（前305）至始皇三十年（前217）间的大事，虽然简略，却足以订补《秦本纪》、《六国年表》和各《世家》及有关《列传》的很多处记载。我们随便举秦昭王三十三年（前274）为例，《编年记》载：“攻蔡、中阳。”而《秦本纪》为：“客卿胡伤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魏世家》为：“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六国年表》同）《穰侯列传》则说：“（昭王三十三年）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鸢……明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攻赵、韩、魏，破芒卯于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由于有《编年记》准确的地名和年代定位，《笺证》把它与《史记》有关记载相互比勘，因而能做出明晰的分析和注释，归结起来：（1）《秦本纪》、《穰侯列传》之“蔡阳”均为“蔡、中阳”之误，脱“中”字；（2）《魏世家》说“秦拔我四城”，而《秦本纪》、《魏世家》等所载只有三城，改“蔡阳”为“蔡、中阳”，加上卷、长社，则恰为四城；（3）《穰侯列传》将“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载于昭王三十四年，显然误后一年，并将“伐魏，斩首四万”与“取魏之卷……”误分为二。（此外还把“伐魏，斩首四万”与上年秦败走暴鸢混为一谈，且误以救魏之韩将为魏将。）如果没有《编年记》，是不可能做出如此清晰确凿的补正的。上面提到的閼与之战，《编年记》载：“卅八年閼舆（与）。”《秦本纪》相同。而《赵世家》、《六国表》赵栏、韩栏都说在三十七年。孰是孰非？当然依据《编年记》，而且又有《秦本纪》与之符同。又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书》，再现了苏秦的真实史料，证实了钱穆、杨宽等学者几十年来的考辨结论，证明司马迁“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推到前四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88—前333）。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它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笺证》运用这一宝贵史料及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对它的考辨成果，对《苏秦列传》、《张仪列传》及《燕世家》等相关记载做了彻底系统地梳理，通过注释揭示了苏秦、张仪的真面目，弄清了两千年来混沌不清的历史真相。没有《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这是不可想象的。其他如《孙膑兵法》的出土，《秦律》的出土以及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等许多地下发掘的成果，都被《笺证》吸收，不胜枚举。《笺证》充分吸收新资料、新成果，因而比起以前的《史记》注本，有很多超越和突破。 第三，《笺证》多方访求、采录地面遗留的、可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互印证的城垣、关塞、楼台、陵墓、碑碣等古代遗迹。如《周本纪》“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笺证》注曰：“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城北四公里处，其遗迹是一个正方形的土台，高约五米，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台上原有文王庙早已毁去，今存西楼、正门“演易坊”、六十四卦石碑。”又如《田单列传》“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笺证》注曰：“莒邑故城在今山东莒县城区，规模宏大，为今县县城之六倍，《水经注·沭水》……今外城西北角‘城子口’一带尚有残垣，东西各长二百米，高三米；东南角与西南角之间也有断续的残垣，高者八九米。”此外，《笺证》附录各个时期不同地域和某些古城址及战争的地图二十八幅，历史古迹、考古文物图等一百余帧，提供读者玩味，大大提高了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直观性和阅读的兴趣。 第四，各篇之后的“集评”也是《笺证》的一个显著特色。“集评”的量都比较大，引证古今中外学者对《史记》中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对于读者很有启发。如关于《孙子兵法》，《笺证》引用褚良才《军事学概论》说：“法国的拿破仑曾说：‘倘若我早见到这部兵书，我是不会失败的。’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被废黜之后，在侨居中看到《孙子兵法》，当他读到《孙子兵法·火攻篇》最后一段：‘主不可怒以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不禁掩书喟然长叹：‘早二十年读到此书，则决不至于遭受失败之痛苦了。’”“集评”所录人们对吕不韦的评论，对项羽、刘邦的评论，对卫青和漠北之战的评论等等，都可以帮助读者深入、全面地理解书中的人物、事件，启发读者进一步思考。“集评”很注意《史记》的文学成就，集录了古今大量有关《史记》文学性的评论，颇便于文学史研究者参考。 此外，《笺证》还对通行本《史记》的字句讹误、标点不当，校改了二百馀处。 总之，《笺证》为《史记》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是迄今注释最详备、征引最丰富而又很富于特色的《史记》新注本，超轶前人，厥功甚伟。 责编：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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