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茶始祖吴理真为何又被称为“甘露大师？

尽管谈到中国的茶业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而且汉代、魏晋时期，巴蜀的茶叶也相当普及，但何人最早种茶却史无具例。蒙山吴理真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有明确文字记载最早的种茶人。这种说法为陈椽教授认可。在《茶业通志》(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中就有“蒙山植茶为我国最早栽茶的文字纪要”，对蒙山吴理真蒙山植茶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吴理真被称为“甘露大师”，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一半是神仙，一半是凡人。这位“甘露大师”，在浩如烟海的史迹中，隐隐露出种茶人的本来面目。

关于甘露大师吴理真，清光绪年间出版的《金石苑》中有相应的记载。碑刻，礼拜神龛上面供奉着一尊“遗塑”。孙渐拜谒行礼之时，感觉场面气氛与寺庙里烧香拜佛差不多。至于那“元碑”上刻些什么，他没有直说。但从“昔有汉道人，蕹草初为祖”的怀古之笔看来，碑上记载的“汉代道人”种茶的内容，神龛上供着的是这位“汉代道人”的塑像。

从孙渐《智矩寺留题》内容和时间来看，孙渐所阅“剜碑”，所礼“遗塑”与《金石苑》所载“甘露禅师画碑”是不同的。以时间来看，“画碑”于绍熙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勒石于蒙顶山房”。“绍熙”是南宋光宗之年号，绍熙年即1192年，孙渐是北宋绍圣年间人，生于1095年，如果孙渐要看到画碑，那他游蒙山的时候将是百岁高龄，显然不可能。

从位置来说，孙渐所阅之“利碑”位于山腰智矩寺。而“画碑”所在的“蒙顶山房”是在山顶的天盖寺。

由此可以说明，当时天盖寺和智矩寺分别立有汉代祖师的碑记和塑像。

《名山县志》：“智矩寺在蒙山之半，今称大五顶，云木参覃，岩泉飞洒，中有双塔截矗云表。甘露师井中石像供奉于西龛，焙茶之所也。寺中题刻颇多，亦多漫灭，不可复读。，’这说明孙渐所见的关于“汉代道人”就是随后被称为“甘露大师’’的吴理真的塑像，直到清末还有留存。

孙渐虽然没有说明所见的碑记与塑像是何时所为，但可以肯定其所见之物由来已久，且明确言及吴理真是汉时之人，汉代所传也不一定。同时也还说明在宋孝宗敕赐“甘露大师’’之前，蒙顶山已有了吴理真的碑记、塑像之类，并非孝宗皇帝敕赐之后才应景而作。

邑进士喻大中上奏孝宗师之功德，当是依据了原有的碑记与塑像等实物。

关于吴理真，《名山县志》中还引有一部分相关的记载：

《舆地记胜》：“西汉时，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忽一日隐池中，乃一石像，今蒙顶茶，擅名师所植也，至今呼其石像为甘露大师。”

《唐志》又引《雅州志》：“蒙山属名山县，山有五顶，前一峰最高，日上清峰，有甘露茶，山上常有瑞相影现，又有蒙泉．”

范蜀公亦云“常有瑞云覆其上”。又云“智矩寺，在名山之蒙顶山，甘露大师圣迹。今石身在，夜多圣灯现焉。”

《杨慎记》：“名山之普惠大师，本岭表来，流寓蒙山。按碑，西汉僧理真，俗姓吴氏，修活民之行，种茶蒙顶，陨化为石像，其徒奉之，号甘露大师，水旱、疾疫，祷必应。宋淳熙十三年，邑进士喻大中，奏师功德及民，孝宗封甘露普惠妙济大师，遂有智矩院，遂四月二十四日，以隐化日，成集寺献香。宋元各有碑记，以茶利由此兴焉。夫啜茶，西汉前其名未见，民未始利之也。浮屠自东汉入中国，初犹禁，不得学。”

《贺如晦记》：“称西汉吴姓则华人也。时安得华人为僧乎?考之张大用《本图经》，称后汉有高僧种茶蒙山。茶为天下利益。然后投井化石，其徒奉以凿像，为堂奉之。”

又称，“《梓童神君附鸾碑记》正其为后汉人名理真。西汉之称，岂欲古其人，大用之记，岂欲古其迹耶。”

《唐志》所引的《雅州志》没有直接涉及茶祖，但描写了蒙顶五峰的与众不同，有甘露茶，还有蒙泉井，而且“常有瑞相影现”，为五峰的茶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甘露祖师，但笔触之下，也让人感觉茶祖隐隐约约的影子。其余的记载都从不同的角度记叙了甘露祖师的踪迹，各有看法。甚至还有人发出了“岂欲古其人”、“岂欲古其迹”的疑问。不过综合来看，宋代以下，各朝所记的甘露师，都具有超出常人之处，颇有几分神秘。

关于吴理真种茶比较完整的记载还有“天下大蒙山”碑。现存于蒙顶天盖寺。

此碑所记，主题是追古思今，历数蒙山兴盛与功绩卓著者。碑文从《禹贡》之载落笔，在颂赞了蒙山的名山胜状之后，即转入对茶祖功德的记述。

“天下大蒙山”碑述及甘露大师时说：

“故山灵所钟，皇茗有贡，地脉之效，龙泉可祝。迄今石端昭垂，在在足考日：祖师吴姓，法理真，乃西汉严道，即今雅之人也。脱发五顶，开建蒙山，自岭表来，随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乎异常，惟二三小株耳皆师之手泽，百事不迁也。由是而遍产中华之国，利益蛮夷之区。商贾为之懋迁，闾阎为之衣食，上裕国赋，下裨民生，皆师之功德，万代如即见也。且一旦道登遍彼岸，持锡掘井而隐化石身。后世凡遇旱年，取井泉石像，并迎而共祷，灵雨为之顺应。故有明邑进士喻大中，奏闻宋淳熙，敕赐甘露大师，夙唪甘露菩萨。又师之灵爽不昧，流芳千载也，非名山乎!然地灵人杰，代出行僧而物化天宝，世多修伟迨万历己未，天启壬戌，行僧通明，复立碑记”

最后说到当时的寺僧睿白立此碑的缘由，落款为“雅安生员马伟平六氏薰沐敬书”。

除此之外，蒙顶山上也还有其他的碑。碑文中明确述及的至少有明代天启年间，天盖寺僧通明所立昭示种茶始祖功德的碑。现在在阴阳石麒麟牌坊旁边还有天启年间的“重修龙泉院”碑(据当地人讲，20世纪中叶时尚有汉碑留存)。所以，“天下大蒙山”碑记显然是承传前人碑记而来。因此，立碑之时，才有许多根据“在在足考”。关于蒙顶种茶、殒化石像、祈祷灵异、敕封大师等，比及前人所述更为详细。

从以上的史载及碑记，可以看出吴理真蒙山种茶的基本轮廓。

从各种碑记史载来看，关于吴理真是汉代人应当说是没有多大的问题。但关于吴理真的身份，则在僧俗之间争来争去。有说他是僧人的，也有说他是道士的。那么，吴理真究竟是有“法力”的“大师”，还是个普通的种茶人呢？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把他说成僧人，而且是外来的和尚你？

其实，吴理真的身份司题正反映了蒙山茶文化浓厚的庙宇气息。届宇与蒙山茶的发展流传，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把吴理真说成僧人是载宋代，这与宋代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主要的原因就是宋孝宗皇帝敕册封他为“甘露大师”

东汉时佛教传入我国，唐代得到很大发展，禅宗兴起，盛行于世，使饮茶之凤更为普遍，可谓举国之饮。由于茶一开始就与佛家结缘，所以寺庙中一般都专门设有茶室，僧人饮茶乃是家风。寺庙不但饮茶，还要种茶、采茶、制茶，好多名茶都和寺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自古“茶禅一味”，蒙山禅茶之风尤甚。

宋代佛教已非常兴盛。宋代皇帝中，宋孝宗非常崇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名山县进士喻大中上奏给皇上的理由，一方面是西汉严道的吴理真植茶五峰之中，遍产中华之国，利益蛮夷之区，上裕国赋，下裨民生。另一方面则是“后世凡遇旱年，取井泉石像，并迎而共祷，灵雨为之顺应。”说是大师能“入定救旱”，灵验无比，这本身就充满了神妙的成分。而孝宗皇帝一下子就“敕赐甘露妙济普慧菩萨”，给吴理真的这个封号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之后，王象之《舆地纪胜》就说：“西汉时，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忽一日隐池中，乃一石像，今蒙顶茶，擅名师所植也，至今呼其石像为甘露大师。”

宋孝宗已经把吴理真封成“菩萨”，王象之怎么敢违背“先皇”的“圣旨”呢?

另外，那时江浙地区、岭南地区已成为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区。王象之曾为江宁知县，那里茶业已很发达，王象之认为茶起源于岭南，是很自然的，在他看来，远离岭南的蒙山不仅有茶，而且名气大，产量高，还有被封为“甘露大师”的吴理真，或许他把大师的吴姓误为吴地之吴，就写出了“有僧自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受其影响，人云亦云，后人把吴理真说成了僧人。

把吴理真说成僧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把古代史载中的人与吴理真混为一谈。宋代陶谷(905―971)著《茗薜录》。此书记录了茶的一些掌故，其中一段介绍一种名叫“圣扬花”的茶叶时写道：“吴僧梵川，誓愿燃顶供养双林傅大士，自往蒙顶结庵种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绝佳者圣扬花、吉祥蕊，共不逾五斤，持归贡献。”

这个说法由于缺乏前后照应的文字，所以不知道这个“吴僧”究竟是何时、何地之人。但因为他“结庵种茶”，又头顶一个“吴”字，植茶始祖也姓吴，所以后来就有人把他和汉代种茶的吴理真混为了同一个人，因此，吴理真就被当成了“吴僧”。“吴”包括江浙、岭南的范围，“吴僧”意为“吴地之僧”，于是王象之《舆地记胜》“有僧自岭表来”的说法，孙渐《智矩寺留题》“分来建溪芽，寸寸培新土”之笔，也可能是受了这样的影响。建溪即今福建建阳，属于“岭表”的范围。

仅从《茗薜录》所说的人与事，“吴僧”名“梵川”者，在蒙顶结庵种茶，不仅制作出了两种名叫“圣扬花”、“吉祥蕊”的好茶，而且“持归贡献”。“持归”的意思是“拿着茶叶回去贡献给某某”，这个名叫“梵川”的“吴僧”显然是另一个人，是到蒙山来种了茶，制作了好茶又回去了的僧人。

再一个原因就是后人把蒙顶植茶的“甘露大师”和蒙山不同日寸|期的法师，比如永兴寺的“甘露禅师”混在了一起。

从《金石苑》“画碑”到“天下大蒙山”碑，在记录吴理真蒙顶种茶、殒化石像、敕封大师、祈祷灵验等方面基本一致。但这些记载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特别是《金石苑》“宋甘露禅师画碑”的记载尤为明显。前文说“师由西汉出，吴氏之子，法名里真。自岭表来，住锡蒙山，植茶七株，以济饥渴。”后文接着说“元代京师旱，敕张、秦枢密二相，诏求雨济时，师入定救旱。少倾，沛泽大通。”上下文所记当是同一人。然而，两段文字意义难通。大师既是是汉时之人，又如何在“元代”，就是宋朝的开朝之代“入定救旱”呢?

“入定”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当是生者的行为。因此，“入定救旱”的“甘露大师”当另有其人。

蒙山还有一位被称为“甘露祖师”的人，这就是宋代著名的高僧不动禅师。

据佛教典籍载：“甘露祖师者，宋代高僧不动上师之谓也。上师乃西域梵僧，修金刚部功熟，并将此法宏传。既而达西夏，为国王所重。因师常颂护国仁王经甚灵，西夏国王以师护国佑民而赐寺日“护国仁王”。师依三十五佛明经、礼忏文，前增五十三佛，后缀普贤十大原偈，共成一百八礼，以断百八烦劳也，曰大忏悔文。

上师来中土，居蒙山结庐修道。见蒙山之龙脉流注西去，止界永兴寺，故住锡，历六年，重建寺宇。今山门犹存‘甘露宗风’石刻古迹以铭祖师道场所在。”

不动禅师所居之永兴寺，建于三国时期，由天竺僧空定大师来此结庐，名“大梵音院”，历晋隋三百余载，至唐代更名“龙泉院”。时值马祖、百丈师徒推行农禅并举，道宗回应此举，植茶树，习茶艺，禅法入茶，名日“禅茶”。此时蒙顶茶入贡，京城长安贵蒙山香茗，又禅宗大兴，禅茶为世人向往。因此，蒙山禅茶之风甚炽。不动法师自西域来，悲心广大，在永兴寺创建了佛教经籍《蒙山施食仪》，自后禅门日诵编入晚课。其智其愿，其悲其行，如甘露之无上妙药，普济众生，而获“甘露祖师”之称。

植茶始祖吴理真被封为“甘露普慧妙济菩萨”，称为“甘露大师”。后人们在记叙敕封的“甘露大师”时，把许多民间俗称的“甘露祖师”，即永兴寺不动禅师的所作所为和吴理真搅在一起。又因为不不动禅师来自西域，所以有的记载就把汉代种茶的“甘露大师’’误为是“僧”，误以为“自西域来”。

另外，蒙山还有过一位有名的普惠禅师，创建智矩寺。其‘‘普惠”的法号和敕封中的“灵应甘露普慧”又有相同之处，因此，也有人把此“普慧”与彼“普惠”混为一谈。

究其救封“甘露大师”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种茶。吴僧梵川、不动禅师、普惠禅师，虽然各有各的道行，但无论如何也是影响有限，不能与“遍及中华”的种茶之功相比，所以种茶人吴理真才有资格获得“甘露大师”的封号。

古代蒙山的茶叶，从唐代农禅并举之后，主要是由寺庙中的僧人们种植的。据传蒙山原有寺庙几十座，天盖寺、智矩寺、永兴寺、千佛寺等寺庙规模很大，晨钟暮鼓，香火鼎盛，影响广大。直到清代，蒙山的茶特别是贡茶，虽然由官府主持，但工作主要还是由寺庙的僧众来完成的。每年开采贡茶之际，蒙山周围几十座寺庙的僧人都要云集山腰智矩寺，举行法会，烧香念经，开山采茶。

而今经过千百年风霜雨雪，蒙山至今尚有永兴寺、千佛寺等古刹庙宇在重兴香火。据古籍载，蒙山原来的大小寺庙都有茶园。因而不难想像当年天盖寺、智矩寺、福禅寺等庙宇钟鸣鼎食、红瓦参差时，香火何其旺盛，佛教分为多么浓重_。

在这样的情况下，吴理真因为种茶功高，有开设蒙山之功、种茶而遍及中华，功垂后世，其所作为，自然顺乎佛教功德，因而佛寺禅院把吴理真纳入“宗谱”，让其“皈依”佛门：并为之罩上神秘光环，也就完全在情理中。

至于把吴理真当成“道士”，则是由孙渐《智距寺留题》“夕有汉道人，菲草初为祖”引起的误会。“道人一词。在古代是对佛教徒的称呼，出道之人，出家之人。后来也是对“道士”的称呼。所以，有的人望文生义，就把吴理真当成了“道士”

根据史载分析，吴理真既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而应当是蒙山当地一位普通的种茶人，一位地地道道的“茶农”“天下大蒙山”碑记说吴理真是“西汉严道人，即今雅之人也”表明吴理真是严道县的本地人。

严道县，是现今雅安市范围内最早的建制。战国时期(前316)’秦惠文王灭蜀建蜀郡，到兮元前222年秦始皇时期，将当时灭掉的楚国严王之族迁徙入蜀郡，立严道县。《秦括地志》“严道县，今雅州所理也。秦昭王严君疾封手此，故有此称。”治所在今荥经县（荥经县治所迄今仍为严道镇）。范围辖及现在的雅安市或更广。唐代的《元和郡县志》说：“名山县严道县地，汉制县有满意曰道。”说明严道县直到汉代时代。而汉代时期的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茶业也很发达。豪山出现吴理真植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无论是古严还是唐严道，蒙山都载其中。无论吴理真的“严道县人”是古严道还是唐严道，都是蒙山或周围附近的人。

（本文所用均来自网络）

来源：世界茶文化图书馆

三昧PK三味散文随笔

　三昧PK三味散文随笔，三味与三昧字形相似，在日常用语及报刊文章中常被混淆使用。但实际上这两个词的语源、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是不能混淆使用的。下面是三昧PK三味散文随笔！

　汉语里有些词汇十分类似，比如三昧与三味。这俩兄弟简直像一对孪生兄弟，不仅字形相像，都和三字搭档，而且连发音也相似乃尔。一不留神，你就把它们用混了。

　少时读《西游记》，发现三昧真火很神奇，本领高强的悟空碰上这把火，就没了主张。只是当时眼拙，把三昧看成三味，心想这可怕的三味不知是咸、苦、酸，还是甜、辣。

　上学时学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留心又把三味看做三昧，琢磨鲁大师真有福气，上私塾就能学到喷三昧真火这样的大本领，呵呵。

　事实上，不单笔者搞错，许多朋友也会混淆，常见有纸媒、广播、电视里有人把个中三昧、其中三昧、书中三味张冠李戴。那究竟三昧和三味有何区别呢？

　我们先看三昧。三昧其实是外来语，它源自佛经里的梵语Samādhi，是其音译，又译三摩地，意译则为正定。

　其意是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后人们用它借指事物的要领和真谛。由于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三昧这句外来语也风靡起来。

　《唐国史补》卷中讲：“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说怀素夸口自己得了草圣张旭书法的真谛。

　陆游也有诗云：“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至于《西游记》、《封神演义》里的三昧真火则是道教的术语，可见佛道两教也不是水火不容，而是互相渗透啊。

　至于三味出现得很晚，是古人对读书感受的一种比喻。宋代李淑在《邯郸书目》里说：“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三味。”

　这是把诗书、子、史等书籍比作佳肴美味，比喻为很好的精神食粮。鲁迅老师寿镜吾老先生的三味书屋可能就跟这种书法有关。

　但也有其他说法，譬如寿镜吾之孙寿宇先生就认为三味实乃“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是三味书屋开办的宗旨。

　不管怎样，三味的应用范围很窄，只有说读书时才会用到。古人很可能是从三昧这个词里细细体味，才去掉一条短横，妙笔生花地创造出三味这个词来。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人们用茶几千年，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三味”与“三昧”。

　茶之三味者，滋味、趣味和信仰之味。

　茶之为饮，从口而入，滋味甚丰，氨基酸为鲜味，茶多酚为涩味，是收敛的滋味，而咖啡碱则为苦味，刺激最为强烈。

　公元八世纪，陆羽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继而人们在品评滋味的同时念经读书，领略茶的第二味即趣味，也就是鲁迅先生少时就学的“三味书屋”中的“书味”。

　其体味同样是陈椽教授所著《中国茶业通史》的史味之味，而阅读藉茶说话的散杂文或诗词曲赋等，更产生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醯醢之味。

　茶的信仰之味，集道、儒、佛为一身，有较形象的描述，即儒冠、佛袈、道履。

　早在道教创始的萌芽期，道士们便崇尚神仙，向往天人合一，茶为最重要的祭品，视为人道通往天道的桥梁，茶即具有了浓郁的道味。

　汉唐盛世，释 迦牟尼创建的佛教传入中华大地，信众云集，念佛打坐无一不以茶解困、净心，久而久之便成茶佛一家、禅茶一味。茶可以呵护、伴同众生，到达超凡脱俗的“般 若”彼岸。

　以孔丘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学派，崇尚“孔孟之道”，以社会现实为平台铺设自己的主张，认为承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而茶，就有类似的历程：原本生长在大森林的下层，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幼芽初发，便被残酷地摧折，然后火焙电烤、百般揉搓，直到品评才在杯碟中展现风姿，散发苦难的超凡芳香。

　儒家要求人们志洁身廉、倡导“君子之交淡若水”。贤士相聚，茶临其境，宁静而致远。

　茶之“三昧”少见文书多为意会，它在宗教意识中为一种奥妙的境界，具有巨大的包容。

　无论对哪一种追求，一旦达到痴迷便成为愚昧，茶便包容了人生的三大追求，成为三昧的共同载体，“三昧”也自然成为茶的独特内涵。

　“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茶，是人们生存的第一物质需求，为人间“一昧”；“琴棋书画诗酒茶”之茶，是人修身养性、怡情悦志不可或缺的`一角，为二性之“昧”；茶道、茶礼、禅茶通灵之茶，形成第三之“昧”。

　茶的三味和三昧，人类无价之宝！在现今如此发达的地球上，在人类发现和利用的所有原生态物或高科技产品中，无一能与茶相比拟。

　三昧，佛教用语，梵文Samādhi的音律，意思是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

　借指事物的要领、真谛。新、旧词典里，都能很容易查到这个词，释义多几个字少几个字，没有质的差别。

　而三味就不同了：我查了查，不论是建国初期出版发行的《四角号码词典》，还是2012年6月出版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里，都见不到三味的踪影。

　词典里“三味”的踪影难觅，是否意味着世间压根儿就没有三味之说？不，词典里没有，生活、史料里有。

　最典型的，是鲁迅先生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三味书屋，位于浙江绍兴城内鲁迅先生的故居附近，是先生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

　 为何叫“三味书屋”呢？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下面四种：

　（一）当年的房主，鲁迅的塾师、清末秀才寿镜吾认为“读书有味”，加之书屋后园子里种了梅花和桂花两种树，称为“二味”，合起来便是“三味”。

　（二）寿镜吾的孙子对“三味”的解释是：“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意思是为人要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满足于粗茶淡饭，不羡慕山珍海味的享受；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意味。

　（三）三国时的学问家董遇曾说过，冬天是一年中多余的时间，夜晚是一天中多余的时间，阴雨天是晴天多余的时间，劝勉人们应当利用一切空余的时间来努力学习。

　宋代文学家苏轼对董遇的这一说法极为赞赏，曾作诗说“此生有味在三余”。后来，寿镜吾的祖父寿峰岚认为，学习中就要凭借“三余”精神努力进取，并据此将“三余书屋”改为“三味书屋”。

　（四）《增广诗句题解汇编》卷四载李淑《邯郸书目》：“诗书为太羹，史为杂俎，子为醯（xī）醢（hǎi），是为书三味。”

　意思是说，经书如肉汤，史书如肉块，子书如肉酱，读这三类书正如品尝这三种食物一样，各具特色，风味迥异，称之为“三味”，因而将书房取名为“三味书屋”，寓含博览群书之意。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用法是，一服中药剂量里若含有若干种中药材成分，多用“味”作量词来称谓：含一种成分叫一味，含两种成分叫两味，依此类推。中成药六味地黄丸，就因由六味中药材组成，其中熟地黄为君药，故名之。

　看来，同为味，词性也不相同：三味书屋和成语五味俱全（酸、甜、苦、辣、咸）里的“味”属于名词，六味地黄丸里的“味”属于量词。

　而不论是以名词的形式出现还是以量词的形式出现，它们都与三昧之“昧”的含义、用法相去甚远。

　想来，有些人把“三昧”搞错了，原因有两个：一是压根儿不知道词典里有三昧，误以为三味就是三昧。

　他们文章里使用的“三味”，词义是三种味道。但熟悉三昧、水平较高的读者根据其上下文能判断出，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三昧”。

　这样，作者写的是三味，读者却读出了三昧——作者虽没“走出”三味书屋，却也“曲径通幽”，歪打正着。

　二是作者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大体上知道三昧的意思，但并不知道“昧”字的读音，加上“味”、“昧”长得像双胞胎，极易混淆，所以，具体使用时，鲁鱼亥豕，张冠李戴，让形相近、性相远的“三味”做了三昧的替身。

　总的来看，在现代汉语里，三昧一词的使用范围较大。相比之下，除了鲁迅先生散文里叙说的三味书屋广为人知外，三味的使用量小面窄。

　加上“三味”没有相对固定的含义，所以，它至今没能被词典收录。正因为如此，很少能见到有人在该用三味的地方用了三昧。

　倒是一些常在报刊上露脸的人，在该用三昧的地方错误地使用了三味，贻笑大方，却浑然不知。从这点看，认识不认识三昧，能否正确地理解、把握、使用三昧，也可当做一把尺子，用来量一量文章作者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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