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兰的人物生平

金榜题名　步入仕途

丛兰，字廷秀，号丰山，明景泰七年（1456年）生于文登县城东关文山村。丛公一生操劳国事，位列封疆，官居一品。其祖名实荣，父名春，“俱以公贵，累赠资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使。”其祖母马氏、孙氏，母刘氏，“俱累赠夫人。”（详见明代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国史总裁费宏撰《南京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丛公墓志铭》，以下简称《丛公墓志铭》)

丛兰吉人天相，生逢奇遇。据传丛公生于清晨，雷声隆隆，大雨如注。喜得贵子，其父乐不可支，雨稍停便到院外大门上挂剑示喜。此时恰有文登知县与文登营总兵早起公干，正持剑在门下避雨。见一大清早便有两位地方大员为一个初生毛孩持剑站岗，两位大人都好生奇异，于是齐随丛春进门观望。见小孩红光满面，生相不凡，两位大人齐夸孩子将来必有出息，当个九品官不成问题。其母一听乐道：“别说九品，就是一品俺也不嫌弃！”谁知丛母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句话，却使儿子最终真的成了朝中一品大员。（详见文登学公园《金榜题名》壁刻）

丛公“生而颖异”，少不贪玩，惟对经书典籍喜爱有加，“甚于嗜炙”。滨海一带买不到书本，“往往手自抄录，夜诵达旦。”历经十数年的寒窗苦读后，丛兰学业大成，遂入省城乡试，得中成化癸卯（1483年）举人。次年又远赴京城参加会试，然时运不济，无缘金榜。丛公性格倔强，京试的失利不仅没能使他受到压抑，反而使他愈加发奋，遂由“都下鬻书，归益加探讨，自天官、三式兵钤、医术、算数之类，靡不究心。”（《丛公墓志铭》）功夫不负有心人，六度寒窗后的弘治三年（1490年），丛公终以自己的满腹才华荣登进士榜，高中三甲第三十八名。经吏部考核，职授户科给事中。丛公从此步入仕途，开始了他建功立业三十余年的宦海生涯。

从小看老，薄地看苗。丛公少小聪敏，才智过人，他非凡的机辩才能少儿时便展露无遗。据传丛公少时家开豆腐坊，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请人写门联，其父不想求人，就让儿子凑合着也写幅门联。丛兰也不推辞，他眼珠一转便挥笔写道：“出门敲三梆，天下第一家”，横批：“先斩后奏”。有个读书人看到门联后甚感惊异，就问：“你们是户什么人家，门联口气这么大？”丛兰说：“俺家是卖豆腐的，到处敲梆叫卖，开门最早，难道称不上天下第一家吗？这‘先斩后奏’不就是做豆腐吗？用卤水一斩再奏（做），岂不是‘先斩后奏（做）’吗？”误打误撞，丛兰儿时的一副门联，日后还真使自己成了一位握有生杀大权的朝廷命官。

指斥权奸　声名鹤起

丛兰入朝为官后，处处以社稷为重，四处巡察，整肃流弊，尽忠职守。其巡察光禄寺时，见有司正在整备皇坛供器，遂上疏弘治皇帝说：“崇尚异教，为先朝遗弊，当亟罢！”宫廷法事遂得遏制。其巡察房山草料场时，发现军中管理混乱，账目不清，即请旨查纠，“多所厘正。”在检阅京城守军时，“与司马（兵部尚书）马公同心协议”，力除旧弊，“务祛宿蠹”，京防为之一振。(详见《丛公墓志铭》)

丛兰不畏权贵，嫉恶如仇，“指斥权奸无所忌”（旧《登州志》）。虽屡历艰险，仍一如既往，致使梁芳、刘瑾等内侍巨奸亦无所避，朝中邪恶之徒或废或诛，丛兰由此声名鹤起，朝野颂扬。其时太监梁芳、陈喜、汪直、韦兴等后宫宠臣投机钻营，中饱私囊，扰乱朝纲，祸乱宫廷。在朝臣们的弹劾下，众奸虽一度“以罪摈斥”，但在后宫的袒佑下不久“复夤缘还京”，朝臣无可奈何，宫廷一时乌烟瘴气。丛兰忍无可忍，在清宁宫火灾爆发后，即不失时机地“疏陈六事，极论芳等罪，诸人遂废。”（《明史·列传》）与此同时，对朝中邪恶之辈也极尽斥责。疏道：今日之务在“惜畿民，抚边戌，警怠玩，杜贪残。”“奸贪如侍郎林凤辈之未见罢黜，左道如太常卿崔志端之紊乱，旧章皆宜惩处，以顺上天遏恶之命。”（《丛公墓志铭》）林凤、崔志端等遂被罢黜。丛兰由此“寻升兵科右给事中”。

孝宗（弘治皇帝）时期，内臣当道，乱命不断。当时内宫降旨，将无所建树的代理都指挥吴安提升为都督，对贻误军机的边将姚信予以宽恕，朝臣一时议论纷纷。丛公不肯坐视，即行上疏，力请论处。孝宗照允，二人遭免，朝野称快，“大阅京营”。如此“在谏垣十余年，遇事必言，言必尽中。虽忤旨下狱，志不少挫”。（《广舆记》）弘治十四年（1501年），丛公因政绩卓著升任通政使司右参议，又明年转左参议。

武宗（正德皇帝）登基后，大太监刘瑾迷惑君王，把持朝政，酷施杖刑，残害朝臣，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致使朝野上下胆战心惊，苦不堪言。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搜刮钱财，控制军机要塞，“庚午（1510年）之春，逆瑾请遣官，规划边务，兼督粮储。”作为朝中干吏，丛兰被派往延绥督理军务，从此开始了他卫国戍边的军旅生涯。其时刘瑾爪牙借核实边功之名，到处罗织罪名，罚没边官钱粮。如此“命不时下”，“久不克完”，“一岁至再三举行”，致使很多边官纷纷“以罚米赔粮系狱”，很多边民纷纷“以催征逋负逼迫逃窜”，“将家由武举进者，分隶各镇类，愁寂不能聊生”，“其谪戌除名没产者，多出锻炼考察之令”，而“侦事之卒，纷纷四出，所过莫不危惧。”（《丛公墓志铭》）刘瑾的恶行，使大明天下一时危机四伏，终于导致了安化王朱寘鐇叛乱的爆发，而延绥人也“窃议汹汹”，形势非常危急。见朝政如此荒败，民生如此艰难，丛兰怒不可遏，他一边安抚边官百姓，一边上疏“奏陈十事”，痛责刘瑾弊政。疏中言道：“文武官罚米者，鬻产不能偿。朝臣谪戍，刑官妄引新例，锻炼成狱，没其家赀。校尉遍行边塞，势焰薰灼，人不自保。”力劝武宗“宜速改而不容绥者”。武宗批允，“疏至，诏悉行之。”对于丛兰的责伐，“刘瑾大恶之，矫旨严责。”给事中张瓒、御史汪赐等刘瑾奸党，亦“希旨劾兰”，“欲中以祸”，丛兰眼看就要大祸临头。然而此时边关告急，丛兰作为边关主将不易处置，刘瑾只好暂且搁置。所幸“数月，瑾诛”，丛兰方转危为安。丛兰不畏权奸、勇斥弊政、心怀社稷的胆略气节，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颂，不久便晋升为通政使，“俄擢户部右侍郎，督理三边军饷。”（详见《明史》、《丛公墓志铭》）

经略军务　威震三边

丛兰的胆略气魄不仅展现在参朝理政上，而且在整军备战、卫国戍边方面也胆识过人，气魄非凡。丛兰入朝为官后不久，即在清理房山草料场、整顿京城防务中表现出非凡的军机处置才能，朝臣无不为之侧目，弘治皇帝由此加封其为兵科右给事中。丛兰从此得以参知军政，襄理军务，由此开始了他卫国戍边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

弘治十五年（1502年），“适北边有警”，已晋升为通政使司左参议的丛兰，遂奉旨“经略紫荆、倒马诸关塞”。（《明史》）由于北地荒芜，防备松懈，丛兰急上眉梢，遂组织军民修筑工事，加强军备，垒堵“可通敌骑”的边塞要隘“数百处”，“复以浮图峡峪岸创起敌楼。”随后“增戍兵，易将领，诸所筹虑，皆百年固守计。”在丛兰的周密安排下，边塞防备大为增强，胡兵望而生畏，不战而逃。紫荆一带从此安宁，久无战事，“边人赖之”。(《丛公墓志铭》）弘治十八年（1505年），丛兰“以内艰（母丧）归，三年终丧还朝，盖正德戊辰（正德三年，1508年）岁也。”其秋，丛兰以军功“升右通政”。

正德五年（1510年）春，丛兰奉旨前往延绥，负责“规划边务，兼督粮储，清屯地，抽选军丁”等军务。其时权奸当道，朝政紊乱，民不聊生，边备废弛，致使延绥一带危机四伏，不日即爆发“宁夏之变”。为了控制局势，化解危机，丛兰一边安抚边民，一边违逆权奸，请旨废除苛政，边关军民遂得安定，延绥防务亦得加强。丛兰不畏邪恶，不顾祸患，指斥权奸，废除恶政，从而为大明王朝的江山稳固、社稷安定、边备整饬，做出了不朽贡献。鉴于丛兰功绩卓著，正德帝特旨加封其为“通政使”，“未浃旬”（不出十日），又“以三边告乏，升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奉敕总督宁夏等处粮储。”（《丛公墓志铭》）丛兰由此成为军国重臣、封疆大吏。

身为军国重臣、封疆大吏，丛兰全心扑在百姓民生上，全心扑在边防建设上。“值岁旱”，田间干枯，禾苗奄奄，百姓心急如焚，齐向丛兰哭诉求救。丛兰“祷于群望”，清冤理狱，追悼亡灵，斋戒敬天，致使境内“鞫冤系释之”，不日“三边皆雨”，稼禾俱兴，百姓开颜，齐聚督府跪谢，丛公由此威加“三边”。

刘瑾时期，官商勾结，把持盐政，牟取暴利，致使“引利皆归于权右”。“及公来”，整肃军纪，统一政令，统一市贸，严惩不法，从而使臣属“无敢私谒商通，而事乃济。”此后，“诸有补于边储者，皆一一条上行之。”从而使边境市贸井然，物给丰足，百姓乐业，军心大振，边防愈加巩固，胡寇愈加闻风远遁。丛公由此军民爱戴，声望日隆，“威震三边”。

是年夏，丛兰“又奉敕兼管固、靖（固远、靖远）等处军务。”到任后，“闻山东、河南群盗猖獗，念内地齐民猝遇兵变必不胜供亿之苦，亟疏于朝，请别处军饷，以纾民急。”丛兰的奏议得到了武宗（正德皇帝）的恩准，从而使饱受盗匪劫难的山东、河南百姓，避免了再次遭受征缴巨额军资之苦。

杀敌立功　举朝欢庆

丛兰为人沉稳，富有谋略，致力军备，屡建奇功。正德六年（1511年）间，中都一带盗匪群起，“兵荒相仍”，官军守将纷纷败北，满朝文武惶惶不安。危难之际，群臣举贤，首推丛公，正德帝遂“亟召公巡抚庐、凤、滁、和”等地。丛公到后，一边广施仁政，广济灾民，安定地方，一边加强军备，步步为营，对敌展开部署。正德七年（1512年）春，丛公率兵抵达凤阳，此时“贼已压境”，丛公遂“督吏士防遏沿河诸渡口”，准备迎战。顷刻，“警报至”，丛公即“躬擐甲胄，身先士卒，奔走邀击。”在丛公冲锋陷阵的激励下，将士人人奋勇，个个用命，直杀得天昏地暗。经过数度激战，贼寇渐渐不支，不久便全军溃败，狼狈逃窜。此役共“俘斩三千余人，溺而死者数万，赈济所全活者又二万六千八百余口，抚释协从男、妇六百人。”捷报传至京城后，举朝欢庆，正德帝遂“赐敕奖励，赉以金帛。”等到秋天九月班师回朝时，当地“老稚攀留满车，下为立生祠。”王师凯旋后，正德帝出宫相迎，“还朝论功，又升一级，荫一子，为太学诸生，加赐金帛羊酒。”同时召集满朝文武“宴于礼部”，大肆庆贺。(详见《丛公墓志铭》)

正德八年（1513年）冬，蒙古“小王子”（即蒙古大王，原称蒙古可汗）率军大举南侵，“联营境外数十万”。蒙军压境，边关危急，丛公即“奉敕巡视西路诸关，兼督宣、大（宣化、大同）军饷。”正德九年（1514年）春，武宗又加封丛兰为“右都御史”，并敕命其“总制宣、大并山西偏头、宁武、雁门等关军务。”丛兰从而成为统兵抗敌、节制边关五路兵马的总督帅。丛兰临危受命，手握重兵，深感责任重大，深恐有负圣命，即上疏请辞帅印，分减兵权，武宗不允。丛兰又再次上疏请辞，武宗又“再辞不允”。丛兰于是奉领帅印，“乃行至边”。时边关“武备不修，封守不慎”，致使蒙军频频“深入宣、大暨关南”，“虏我人民，驱略我牧畜，蹂践我禾稼。”（明代山西布政司右参议王崇文《凯捷归朝诗序》）丛兰来到边关后，即四处巡视，查勘敌情，整修军备，“相地设险”，并“令内地军民各筑堡入保，亦如塞下。”在整饬边备的同时，丛兰还“严号令，明赏罚”，从严治军，从而使边关将士“亦各奋励”，“敌忾御侮”。在丛兰的精心治理下，边关各镇一时众志成城固若金汤。为了消灭蒙军的有生力量，彻底根除边患，丛兰坚壁清野，固守不出，一再示弱。在丛兰骄敌深入之计下，蒙军不可一世，疯狂入侵，“一再深入”。见战机已现，丛公奋然谓诸将曰：“贼志骄矣，取威服远，机不可失也！”遂“自厉锐擐坚”，一马当先，“驻阳和以当其冲”。又“分部诸将各城，或遮其前，或邀其后，或防南山诸关，以遏其深入之谋；或截北塞诸隘，以制其奔归之路。复悬赏乡村，共成犄角势。”（《凯捷归朝诗序》）在丛兰的督阵指挥下，边关将士一拥而出，“东西奋击”，直杀得敌军丢盔卸甲、人仰马翻，很快便溃不成军。见大势已去，敌酋小王子“不敢散掠久留”，忙率残部“宵夜遁去。”可丛兰早有部署，他“分部诸将十七人，伏兵要害，遣谍者往来传报”，随时准备消灭逃窜之敌。当残敌逃“至北塞，又为我军乘高据险邀击前后，歼者不可胜计。其虏酋所谓‘小王子’，亦断右臂而走，营中痛哭声昼夜不绝。”此役战果辉煌，为“数十年来，虏之挫衄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自此后，北寇胆寒，“不敢复南牧矣。”（《凯捷归朝诗序》）捷报传至京城，“天颜喜甚”，“复赐敕奖励”。“然坐与监军不合，其功竟为所攘。”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朱元璋五世孙，封地南昌）起兵反叛，时为江北巡抚的丛兰，即请命移镇瓜州（今江苏江都一带），“率兵御之”。在丛公的统率指挥下，江都军民密切协作，严加防备，不久便“擒伪谍数百”，从而使叛军孤立无援，惶惶不知所向，经过一年多的围剿，终被消灭殆尽。丛公由此又为自己的军旅生涯平添了一抹浓彩。（详见《丛公墓志铭》）

位居督抚　正气长存

正德十年（1515年）闰四月，丛兰奉旨还朝，“命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郡。”漕运为古时盐铁粮秣转运的命脉所在，关系到京都供应、军备保障和社稷安定等问题，所以历朝历代对此都非常重视。丛兰受命后不敢怠慢，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漕运的勘查和整治之中。他“蒐（音sou，通“搜”）剔宿弊”，惩治贪恶，革新陈规，“改立条约”，疏浚河道，改善河工，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从而使漕运面貌大为改观。为了总结漕务，启示世人，他还“著《漕运录》行于时”，从而为后世的漕运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丛兰身居督抚，位高权重，商贾环绕，馈赠不绝，但他不为所动，始终洁身自好，居尘不染。作为督抚重臣，丛兰处处以江山社稷为重，处处以百姓民生为重，为此他不惜触犯皇室，毅然上疏毁佛，为民请命。正德十二年（1517年），宫廷为行佛事，拟遣中官（太监）刘允，征调舟船“五百余艘，役夫万余人”（《明史》），以迎取西藏活佛乌斯藏。奉诏后，刘允便“以迎佛使”为由，“诛求百计”，巧取豪夺，沿途百姓随即陷入官府的层层盘剥之中。丛兰对此恼恨不已，他一边“豫檄有司”，传令部属，“毋徇所欲”，一边上疏宫廷，斥责“佛老无益”，扰乱民生，恳请止行。刘允不知就里，“至淮谒入”，督办所需，然而丛公却辞而不见，致使刘允迟迟不能成行。不日“乞还”旨下，“允勿遣”，沿途百姓从而免遭了一场盘剥劳役之苦。

漕运为巨利所在，朝中权贵为谋取暴利，纷纷“以私贷诉赏”，丛兰严守纲纪，“皆置不问”，由此罪及权贵，他们“相与毁之”，从而使丛兰“遂罢都漕，专理巡抚。”丛兰虽遭贬谪，但他依然刚正不阿，情系百姓，一心为民。“值岁饥，民多流亡”，丛公焦急万分，夜不能寐，遂上疏“奏截漕粟数万石，益以仓储赈之，所全活者视昔加两倍有奇。”(《丛公墓志铭》)狱中有些出逃的无辜百姓，丛公查明情由，也都“乞并释其无罪”，允其回家团聚，“以笃亲亲”。守备邱德，“以贪虐扰人”，丛公即下令“禁之”，“德少戢”，众臣属从此亦不敢恣意妄为。

丛兰忠正廉明，不事逢迎，一生正气长存。正德十四年（1519年），“武宗之南狩也，至境上见公。”皇帝出巡，各地督抚往往不胜惶恐，无不忙前跑后以显其忠，无不尽献所产以示其诚，无不贿赂左右以求其援。因此，“递顿宴设”、“侈费求媚”，便为时政所趋。然而此次武宗南巡，丛兰“惟金酒卮一事，余皆瓷漆，进献物视他郡仅十之一二。”（《丛公墓志铭》）

丛兰为人侠义，崇爱忠良，敢言善谏。因谏言获罪者，丛兰无不舍身援救。“中官何文鼎，以直言得罪”，丛兰纠集言官“合台谏救之”，以至于“忤旨下狱”，然“其志未尝少挫焉”。水曹主事王銮，“忤近侍下狱”，丛公“奏论数百言，遂贳（音shi，赦免）銮罪，人以为有回天之力。”（详见《丛公墓志铭》、旧《登州志》）

激流勇退　流芳后世

在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丛兰以其忠贞的节操、无私的奉献、杰出的功勋，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赢得了正德皇帝的高度信任，即使宠臣江彬“数有谗言”，亦不能对丛公产生丝毫影响。为了表彰功臣，正德十五年（1520年），丛兰又“以六年考满进阶资德大夫，勋正治上卿。”其冬，又“升南京工部尚书”，官居一品。长期的军国生涯，使丛兰心力交瘁，不胜烦劳，再加上人至晚年，思乡之情悠然而生。因此在得知皇上加封的喜报后，即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不待叛军剿灭便“已决退休之计”。嘉靖元年（1522年），“上继大统，方任耆旧”，丛公“三疏请老”，世宗（嘉靖皇帝）皆“不允”。是年冬，反臣宁王“以濠平复”，丛兰又因剿叛之功“升俸一级”。平叛结束后，丛兰又“屡疏”归退，“上察其诚，乃允休”。

为了褒奖功臣，丛兰归休后，世宗特旨沿途驿站程程迎送，“令有司岁给禄米三十六石，舆隶（轿夫）四人，以为常近。”（《文登县志·优老堂记》）时大臣告老还乡“虽间被恩”，但“未有如是之盛者也。”为了彰显皇帝“优抚老臣”之德，地方仕绅特为丛兰所居堂院，取名为“优老堂”。尽管君王优待有加，但连年的国事烦扰仍使丛兰积劳成疾，“逾年而公不起”，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二十六日，即溘然长逝，“享寿六十有八”。

丛兰为明代赫赫有名的谏臣。其长期整治边务，治理漕运，深知民间疾苦，先后上疏383篇，使无数百姓减轻徭役，使众多灾民得以赈济。所疏择其要者111篇，辑成《丰山奏议》，被后人刊印行世。另著有《经略录》、《漕运录》，以供后人参鉴。

淡[淡、啖，读音作tán(ㄊㄢˊ)，不可读作dàn(ㄉㄢˋ)]

一.姓氏用字：

二.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周武王给殷帝乙长子微子启后代的封地，属于以国名字讹为氏。

远祖始于战国时期，商帝乙的长子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哥哥，他看到纣王十分无道，屡次规劝他，纣王十分恼怒，但是又不好杀自己哥哥，于是就不听劝谏。微子启没有办法，只好把商朝祖先的牌位全部带走，离开了商纣王。这就是著名的“微子去殷”的故事。

据史籍《姓苑》记载，上古周武王姬发攻灭商纣建立周王朝后，追念先圣先王的功德，微子启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周武王封殷帝乙长子微子启于宋邑，爵位是公爵。

在微子启的后代中，有人在春秋时期被封在郯邑(今山东临沂郯城)，子爵，建有郯国，因称其为“郯君”、郯子，史称“郯子国”。当时，郯子国的疆域包括沂河东岸从李庄到归昌杨集，东面包括临沭曹庄大兴，以及赣榆部分、东海大部分、新浦部分地区，是“周五十里”的小国。

郯子国弱小，周边又有十个诸侯国，有鄟国、祝其国、莒国、向国、鄅国、鲁国、鄫国、邳国、钟吾国，其中的莒国、鲁国、鄫国皆为一时强邻大国，郯子国只能依附大国而生存，并不得不在战国时期迁徙到沐阳地区，与滕国为邻。

郯子国传国至第三十六代，在周威烈王姬午十二年(越王朱勾三十五年，公元前414年)著名的“越灭滕、郯之战”中，最终被越国军队灭亡，其王族子孙以及部分国人遂以国名为姓氏，但改为谈氏。

谈氏一族中后有人在书写姓氏时因字讹而成为淡氏，世代相传至今。郯国故城于1997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零陵淡山，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据宋朝文士曾敏行所撰《独醒杂志》记载：“零陵淡山有石岩，中空，可容千人。东南有石窗，眺望甚远。相传以为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旧有淡姓人居之。”这是淡氏姓源所出的另一支。

著名宋朝大文豪黄庭坚在名诗《题淡山岩二首》中吟道：“淡山淡姓人安在，徵君避秦亦不归。石门竹径几时有，琼台瑶室至今疑。回中明洁坐十客，亦可呼乐醉舞衣。阆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淡岩天下稀。”

零陵(今湖南永州零陵)是古代湘桂走廊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县份，但其县治所在地长期以来模糊不清，据近人考证，认为位于今兴安县北的城子山古城址就是汉朝时期零陵县治的所在地。

第三个渊源：源于改姓，出自明朝时期同州刘氏族人，属于因故改姓为氏。

明朝时期同州(今陕西大荔)的一支刘氏族人，因与朝廷奸恶宦官刘瑾同姓而感到羞耻，便将全族人改刘氏为淡氏，世代相传至今。

本书按：

其实，明朝大宦官刘瑾原本就姓谈，陕西兴平人，因家境贫困，他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为刘氏。刘瑾后来专门派侍太子朱厚燳，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太子信任。朱厚燳继位为明武宗之后(公元1505～1521年在位)，刘瑾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

权力的集中和依仗明武宗，刺激了刘瑾的贪欲。他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劝明武宗下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从中贪污大量银两。他公然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仄白银千两，有的高达五千两。有人为了行贿，只好贷于京师富豪，时人称为“京债”。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他送礼。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据《明武宗实录》记载，刘瑾“用侍郎韩福，肆虐湖广，馈银至十余万两”。善行贿者，往往官运亨通，如巡抚刘宇，先后向其行贿数万银两，官位也随之上升至吏部尚书。

刘瑾的贪婪与专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安化王朱寘鐇就趁机于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农历4月发动了叛乱。由于安化的叛乱并不得人心，因此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另一不满刘瑾的监军太监张永则就利用献俘之机，向明武宗揭露了刘瑾的一系列罪状，因此刘瑾在张狂了五年之后被捕下了天牢。锦衣卫不但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还搜出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经“会审”后，刘瑾被判以凌迟。同年农历8月，刘瑾伏诛，刽子手故意慢刀施刑，共行刑三天，刘瑾才在惨嚎中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当时，原来受过刘瑾迫害的人们，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那刽子手也发了一笔“横财”。

同州的刘氏族人声称是“因恶奸宦刘瑾而改姓”，怎么偏偏就改到了他的本姓上？恐怕此说难以成立！在古代，人们对于姓氏视逾生命，除了帝王赐姓只得尔之以外，在不得不进行改姓之时，总是要反复推敲姓氏用字并考究典故，是非常严谨之举。因此，与兴平近为乡邻的同州刘氏族人，是不可能不知其原姓为“淡”的，而且，在刘瑾权势熏天之际改为淡氏，反而倒是确有献媚投靠之嫌！

因此，该支“刘改淡”另有明显的其他隐义，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四个渊源：源于公孙氏，出自清朝初期湖北但氏族人，属于因故改姓为氏。

今四川省广安市一带的淡氏，本为但氏，源出公孙氏(见本书“0535 姓氏略考－但姓”的第一个渊源)。

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初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基本平息，康熙大帝决定由湖广地区(主要是湖南、湖北)移民到因战乱而人丁凋敝的四川开荒种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湖北孝感但氏一族的但正乡之长子但懿麒、次子但懿麟弟兄二人及亲属子女五人，由原籍迁到四川省重庆府合川龙市镇石板场大水河一支总图(新房子)居住。由于来得比较迟，土地已被插占完毕，不得已，就用一对鹅、两匹布与先期到达的亲戚周氏家族换来田谷一百二十挑耕种。因土地实在太少了，但懿麟在二年便迁至今广安地区居住，并于清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公元1719年)农历5月21日继立其兄但懿麒的次子但宏武为嗣。

但懿麟迁到广安之后，将其姓氏由“但”改为“淡”，由此衍派出广安淡氏一族。该族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母亲淡邓氏(闺名失考)。

本书按：

按今天湖北宜昌“地产大王”淡寿淋的考据，广安淡氏家族的历史，是明末清初开始的，由始祖淡江宏父子(淡自祯，淡自祥，淡自福)四人从湖北麻城孝感乡高阶檐(今湖北孝感)移徒西蜀(今四川)的途中，走失了淡自祯，淡自祥兄弟二人(淡自祯大约流动到陕西汉中一带，淡自祥大约流动到四川广元一带)，只有淡江宏，淡自福父子二人入川至广安淡家坝(恒升坝潭龙小湾)定居。

清顺治末年，淡自福之子淡之元，淡太元兄弟二人相继出世，至清康熙中期，兄弟分居。淡之元定居在光安恒升镇保卫村(夜花沟)，淡太元在留居在原地。

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淡之元后裔共有五大房(原有七房，其中第五房和幺房绝嗣)。以淡凝一为首筹资修建了宗祠，并于清嘉庆七年(公元1812年)竣工，同时刻碑立规，上祠派衍“少昊”，几百年来惯呼为“老祠堂”。而淡太元后裔所建的祠堂则被后人呼为“新祠堂”或“下祠堂”，派衍为“秦关”。

虽然上、下两祠的排行字辈不同，但两祠的辈份关系从清代到现在，几百年来一直没有错乱，因祠祀祖乃同胞兄弟。

邓小平的母亲邓淡氏是下祠第十二世淡以忠，淡以明的同胞姐姐，出生在广安恒升镇潭龙村淡家新湾(清道台府)。淡氏家族在清朝世议为官，第九世淡春台曾为母亲守孀，建有当时闻名半个中国的‘淡周氏节孝牌坊’。

广安淡氏族人根源在湖广。在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上祠第十世淡义如在陕西做生意时，遇到一个淡氏当地人，据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四川逃难过去的。另据族谱记载，上祠次房已移徒合川。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11月到广安恒升办事的但军长(但懋辛)，就是合川人，但懋辛听他爷爷说，其祖辈是广安淡家坝人，以前也是淡氏。

因此本书认为，该姓氏家族到底是“但改淡”，还是“淡改但”，还有待进一步详细考证。

附_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但懋辛。

但懋辛：(公元1886～1965年)，一名但兴茂，字怒刚；四川合川盐井人，一说四川荣县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但懋辛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12月留学日本东斌学堂。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8月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1月回国，积极从事反清活动。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1月，但懋辛出任蜀军政府参谋长。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2月任蜀军政府川南军总司令，4月任四川都督府成都府知府兼四川团务督办，7月任川军第五师参谋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8月，出任四川讨袁军副参谋长兼前敌指挥官，失败后先后流亡于上海、香港、日本。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12月，但懋辛任护国军四川招讨使署参谋长。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7月任川军第五师第九旅旅长。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5月任四川靖国军第一师师长。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5月任川军第一军军长。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11月任川东边防督办。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7月任四川讨贼军第一军军长。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因不满蒋中正所为，脱离军职，先在上海、后到北京居住。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3月，但懋辛赴日本神户暂居。抗日战争爆发后，但懋辛立即回国担任民国政府国防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员，后出任民国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起出任四川省第二区立法委员，之前曾赴广安公干，就是淡寿淋考证的“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11月到广安恒升办事的但军长”。

1949年冬，但懋辛协助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策反工作，12月30日在成都起义，迎接解放，并发表声明拥护中国***。

但懋辛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四川省委主委等职。

1965年11月7日，但懋辛在成都病逝，终年七十九岁。

得姓始祖：郯侯、但懿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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