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原文直译及诗评

原文：

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

夫圣人之为经，惟其《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春秋》之严矣。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无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

? 今之《诗传》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而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樛jiū木，葛藟lěi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喓喓草虫，趯趯tì阜螽zhōng”，若此者，又皆兴也。其意以为兴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强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盖其为学亦已劳矣。?

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雷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比、兴。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

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当时之事。则夫《诗》之意，庶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译文

论《诗》

自从孔圣人死后，六经的学说道理，也就开始零散杂乱并且不能完整的解释了。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索取六经的含义太深，并且探求六经的方法又太迫切。其实六经的道理，最关乎亲近于人情，所以传承很久而不衰。而当今好多迂腐的学说，都是把六经曲解后的言论，虽然文章的含义还达不到六经的内容，却牵强附会解释六经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言论隐晦曲折并且文理不通哦。

? 当时孔圣人注书六经，只有《礼》与《春秋》两部著作相符合。此后书里的内容没有一句话是虚假的，没有一件事是没有考据的，然而还是从来没有不近人情事理的。而《书》只是写作于一时的言论，而《易》的文章只是为占卜算卦而作，所以时有好多内容不能作为定论的说法，这种说法来源于书写的规范不如《春秋》的严谨了，更别说《诗》这本书，说的是天下所有人，包括平民男女、羁旅流窜之臣和地位低下的役隶，是关于这些人的喜怒哀乐逸闻轶事的作品。可见天下的百姓，自己会感伤因为贫贱困苦带来的忧愁，也自己会叙述他美满盛世带来的欢乐，往大里说，可以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关系和有关天下兴亡治理国家的大事迹，往小里说，可以涉及到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一类小事情，所以书中没有写不到的，这怎么可以用法律规则的局限来规范世间的千态万物呢？由此足以可见写的内容世人没有不了解的。孔圣人对于《诗》这本书，认为它的根本和要点符合仁义，所以就没有因为不当而责备书中的任何一句话，这是因为诗的意义是可以欣赏的，诗的语言是可以沟通的。

? 今天的《诗传》里说“听那隆隆的车声，在南山的阳坡震撼”、“我从北门出城去，心中烦闷多忧伤”、“小河里的水啊汩汩流淌，光洁的山石被冲刷激荡”、“整天在外采荩草，采了一捧还不到”、“望着眼前那洛水，水势茫茫在流淌。”如像这样的句子，这都是诗歌的起兴啊。还有写到的“关关和鸣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小洲”、“南方地区有很多生长茂盛的树木，这些树木中有下垂的树枝，葛藟爬上这根树枝，并在这根树枝上快乐的生长蔓延”、“南山乔木大又高，树下不可歇阴凉”、“喜鹊筑成巢，斑鸠来住它”、“听那蝈蝈蠷蠷叫，看那蚱蜢蹦蹦跳”，像这些的句子，又是起兴的方式啊。凡是诗的内容用到兴起比喻的，肯定这种现象关连到天下万物，可以自然的证明这个道理。所以凡是《诗》的内容为这种现象而作的，它的语言能够涉及到具体的物质时，就必定是强化地对这个物体进行描写，就是为了追求能和表达的事情相符合，所以说把《诗》作为学问来研究是很辛劳的。

人不知《诗》的内容体裁还存在比的修辞方式，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兴。凡是作为兴的语言，还能说明要表达的意思。而这个语言的意义一定会触动当时读者的情感，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同样的情况可以推断，而不能用语言来解释。“殷其雷，在南山之阳”，这不是在描写关于雷的意思，肯定是看到当时的情景而有所感动，所以后世的人是不能得到这样写的解释，这就是为何使用兴的修辞方法的原因。啊，天下的所有人，想看懂《诗》这部著作，这人必须要先了解比、兴这两个修辞方法。就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个句子，这确实是因为鸠鸟雌雄情意至为深厚然而又能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原因，所以我们要称之为比而不是兴。

啊，天下之人，要想看懂《诗》，这人必须要先知道兴与比是不相同的，并且没有非常的严格的解释，要按照写作当时的情景来判断。那么读《诗》的意义，几乎就是通晓它的含义即可就不用辛劳的解读了。

读后诗曰：

孔圣《诗》成注六经，惟存仁义正人听。

如无比兴传天下，李杜何由记汗青。

中国古代用于给织物着色的材料概括起来有天然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两大类。矿物颜料即是无机颜料，是无机物的一类，属于无机性质的有色颜料。植物染料是指利用自然界之花、草、树木、茎、叶、果实、种子、皮、根提取色素作为染料。

中国很早就利用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对纺织物或纱线进行染色，并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总结掌握了各类染料的制取、染色等工艺技术，生产出五彩缤纷的纺织品，丰富了古人的物质生活。

中国在服装上着色的历史就是从矿物颜料的利用开始的，其渊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自此以后的各个时期，由于它们不断地被人们所采用，终于发展成历代以彩绘为特点的特殊衣着上色所需的原材料。

先秦时期矿物颜料的品种主要有赭石、朱砂、石黄、空青、铅白等，分属红、黄、绿、蓝色系。

赭石的主要成分是呈暗红色的三氧化二铁，在自然界中分布较广，是中国古代应用最早的一种红色矿物颜料。

1963年，在发掘江苏省邳县四户镇大墩子四千多年前的文化遗址时，出土了四块赭石，其上有明显的研磨痕迹，说明当时中国已开始利用矿物颜料了。

至春秋战国时，赭石由于色泽逊于其他红色染料，逐渐被淘汰，但仍被用来做监狱囚衣的专用颜料。后来“赭衣”成为囚犯的同义词。

朱砂又名丹砂，主要成分是红色硫化汞，属辉闪矿类，在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都有出产，是古代重要的矿物颜料。

中国利用朱砂的历史很早，在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时期墓葬中曾发现大量的朱砂，在北京琉璃河西周早期墓葬、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也都发现过有朱砂涂抹痕迹的织物残片。

朱砂的色泽比赭石鲜艳，色牢度又好。在制作朱砂的过程中，会出现多种红色，上层发黄，下层发暗，中间的朱红色彩最好。

石黄分雌黄和雄黄，用于颜料的多为雄黄，化学成分为三硫化二砷，其颜色为橙**，半透明，是天然的**染料。石黄是红光黄，色相丰满纯正，色牢度好。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西周刺绣印痕上有石黄颜料的遗残。

空青作为矿石是有名的孔雀石，作为颜料又名“石绿”，是含有结晶水的碱式碳酸铜，结构疏松，研磨容易，色泽翠绿，色光稳定，耐大气作用性能好，是很重要的矿物质。

另一种碱式碳酸铜矿石是蓝铜矿，又名“石青”“大青”“扁青”，可作为蓝色矿物颜料。

铅白又名“胡粉”“粉锡”，成分为碱式碳酸铅。 蜃灰也是传统的白色涂料，可用于织物或其他器物的涂料。

植物染料和矿物颜料虽然都是设色的色料，但它们的作用却是很不相同的。以矿物颜料着色是通过黏合剂使之黏附于织物的表面，其本身虽具备特定的颜色，却不能和染色相比，所着之色也经不住水洗，遇水即自行脱落。

植物染料则不然，在染制时，其色素分子由于化学吸附作用，能与织物纤维亲合，从而改变纤维的色彩，虽经日晒水洗，均不脱落或很少脱落，故谓之“染料”，而不谓之“颜料”。

利用植物染料，是中国古代染色工艺的主流。自周以来的各个时期生产和消费的植物染料数量相当大，其采集、制备和使用方法，值得称道之处也极多。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草染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从染草的品种、采集、草染染色工艺、媒染剂的使用，都形成了一套管理制度。

古代使用过的植物染料种类很多，单是文献记载的就有数十种，现在我们仅就几种比较重要的常用染料来谈一谈。

蓝草，一年生草本，学名蓼蓝。它茎叶含有靛苷，这种物质经水解发酵之后，能产生靛白，当靛白经日晒、空气氧化后缩合成有染色功能的靛蓝。在古代使用过的诸种植物染料中，它是应用最早、使用最多的。

利用蓝草染色的历史，据记载，中国夏代已经种植蓝草了。至春秋战国时期，采用发酵法还原蓝靛，这就可以用预先制成的蓝泥染出青色来。荀况的《荀子·劝学》篇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

蓝靛的制作方法是把蓝草叶浸入水中发酵，蓝苷水解溶出，即成吲哚酚，再在空气中氧化沉淀缩合成靛蓝泥，即可贮之待用。靛蓝染布色泽浓艳，牢度好，一直流传至今。

茜草，又名“茹藘”和“茅搜”，是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植物染料。战国以前是野生植物。《诗经》记载：“茹藘在阪”“缟衣茹藘”，前者是说它生长在山坡上，后者是说它的染色。

茜草是一种多年生攀缘草本植物，春秋两季皆能收采。收采后晒干储藏，染色时可切成碎片，以热水煮用。

茜草属于媒染染料，所含色素的主要成分为茜素和紫素。如直接用以染制，只能染得浅**的植物本色，而加入媒染剂则可染得多种红色调。

出土文物证明，古代所用的媒染剂大多是含有铝离子较多的明矾。这是因为明矾水解后产生的氢氧化铝和茜素反应，能生成色泽鲜艳、具有良好附着性的红色沉淀。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深红绢”和“长寿绣袍”的红色底色，经化验即是用茜素和媒染剂明矾多次浸染而成的。

紫草在《尔雅》中称为“茈草”。它属于紫草科，是多年生草本植物，8月至9月茎叶枯萎时采掘，紫草根断面呈紫红色，含紫色结晶物质乙酰紫草宁，可作为紫色染料。紫草宁和茜素相似，不加媒染剂，丝毛麻纤维均不着色，加椿木灰、明矾媒染，可染得紫红色。

荩草茎叶中含**素，主要成分是荩草素，是黄酮类媒染染料，可直接染丝纤维，以铜盐为媒染剂可得鲜艳的绿色。

除上述植物外，古代还以狼尾草、鼠尾草、五倍子等含有鞣质的植物作为染黑的主要材料。

中国的染色技术起源很早，《诗经》中有不少记述当时人们采集染料染色，以及描绘所染织物色彩美丽的诗篇。

《小雅·采绿》的译文是：从早到晚去采蓝，采得蓝草不满裳。从早到晚去采绿，采得绿草不满掬。

《豳风·七月》的译文是：七月里伯劳鸟儿叫得欢，八月里绩麻更要忙。染出的丝绸有黑也有黄，朱红色儿更漂亮，给那阔少爷做衣裳。

《郑风·出其东门》的译文是：东门外的少女似白云，白云也不能勾动我的心，身着白绸衣和绿佩巾的姑娘啊，只有你才使我钟情。

瓮城外的少女像白茅花，白茅花再好我也不爱她。那身穿白绸衫和红裙子的姑娘呀，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快乐。

将采集的植物染料变为各种艳丽的色彩，《诗经》中描绘当时织物的颜色，真可谓五彩缤纷。

《诗经》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出现众多的色彩名称，表明中国一直延续使用了两千多年的多次浸染、套染、媒染工艺，是从这个时期迅速发展普及起来的。

多次浸染法是根据织物染色的深浅要求，将织物反复多次地浸泡在同一种染液中着色。常见的为靛蓝的染色，每染一次色泽加深些。用茜草及紫草染色时，也是一样，再染一次，色泽也变化一次。

套染法的工艺原理和多次浸染法基本相同，也是多次浸染织物。只不过是浸入到两种以上不同的染液中，以获得各种色彩的中间色。

如染红之后再用蓝色套染就会染成紫色，先以靛蓝染色之后再用**染料套染，就会得出绿色；染了**以后再以红色套染就会出现橙色。

《诗经》对当时染色情况的描述，还说明中国远在三千多年前已获得染红、黄、蓝三色的植物染料，并能利用红、黄、蓝三原色套染出五光十色的色彩来。

《淮南子》记载：染者先青而后黑则可，先黑而后青则不可。另外当时的人们也已知道，青与黄可合为绿色，但以藤黄合靛青则为绿，即用不同的青色与**染料，合成的绿色也不相同。

媒染染色已成为先秦时期的植物染色中最为主要的内容。

媒染法是借助某种媒介物质使染料中的色素附着在织物上。

这是因为媒染染料的分子结构与其他各种染料不同，不能直接使用，必须经媒染剂处理后，方能在织物上沉淀出不溶性的有色沉淀。

媒染染料的这一特殊性质，不仅适用于染各种纤维，而且在利用不同的媒染剂后，同一种染料还可染出不同的颜色。

比如蓝草中所含的蓝苷水解溶出，即成引哚酚，在空气中氧化缩合成靛蓝。

先秦时采用的是鲜叶发酵染色法，将蓝草叶和织物糅在一起，蓝草的叶子被揉碎，液汁就浸透织物；或者把布帛浸在蓝草叶发酵后澄清的溶液里，然后晾在空气中，使引哚酚转化为靛蓝。

可见先秦时期蓝草的染色工艺已经相当成熟，掌握了通过多次染色得到深色的工艺。

媒染染料较之其他染料的上色率、耐光性、耐酸碱性以及上色牢度要好得多，它的染色过程也比其他染法复杂。媒染剂如稍微使用不当，染出的色泽就会大大地偏离原定标准，而且难以改染。必须正确地使用，才能达到目的。

总之，先秦时期的印染原料和印染工艺，都是从染工们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知识，为中国古代印染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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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染色技术早在两三千年前就已具备了很高的水平，并且已有了专门从事染色的染匠。

据古书记载，西周武王去世后，周公遂以冢宰的身份辅佐周成王，摄政七年以后，周成王年长，周公于是归政周成王。

周公在摄政时，设置了许多国家机关来处理全国的政事，旧称“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

在天官下设有一个叫“染人”的官职，专门负责给物品染色；在地官下设有一个叫“掌染草”的官职，专管染料的征集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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