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是什么意思？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风、赋、比、兴、雅、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赋

赋比兴赋就是铺陈直叙，即是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赋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比兴，或者起兴后再用赋。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

比

比就是类比(赋比兴中比的意思是类比，不同于网络上流传的比喻，其中类比与比喻的详细差别请另行查询，这里不作赘述）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体或情感，借一个事物作类比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形象生动，鲜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征。《诗经》中比的运用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独具特色：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产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杜甫秋兴八首中“兴”怎么读？

“赋比兴”三个字在诗经里各是什么意思？, 诗经中的赋比兴是什么意思

赋比兴是我国三种传统的手法。

赋是与比兴并称的古代诗歌的基本手法。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比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互文是古汉语中特有的修辞格之一，它是在结构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或几个并列词组或语句中，相应位置上的词语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相隐含的修辞手法。运用互文可以使文章的内容更加丰富，使文章表达得更加深刻。中学语文教材中运用互文的例句有很多，要准确地理解这些句子先要了解有关互文的基本知识。

互文的常见形式有以下几种，现结合教材中的例句分别加以说明：

1、本句互文：指同一个句子中有些词语相互映衬呼应，合而见义。如：“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琵琶行》）”前一句中，“主人”与“客”互补，意为主人和客人一起下马一起上船。

2、对句互文：指上下句互相隐含词语，两相映衬，文义呼应。如：“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诗》）”句中“将军”与“壮士”互补，意为将军和壮士征战十年身经百战后归来；“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孔雀东南飞》）”中“左手”与“右手”互补，意为两手中一手拿刀尺一手拿绫 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孔雀东南飞》）”中“朝”与“晚”成互文，意为一天之中就做成了绣夹裙和单罗衫；“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孔雀东南飞》）”中“东西”与“左右”互相补充，意为四面八方都种植了松柏梧桐；“朝避猛虎，夕避长蛇。（《蜀道难》）”中“朝”与“夕”互补，意为一天到晚时时刻刻都要躲避猛虎和长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塞》）”的前句中“秦”与“汉”互补，意为秦汉时期的明月照耀着秦汉时期的关隘。

3、排比互文：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句子中的词语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如：“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中“东市”“西市”“南市”“北市”四个词语互相补充，意为到东南西北等市场上去买了骏马、鞍鞯、辔头和长鞭。

4、重章互文：指把完整的意思拆开，分别放到各章中去。理解时要把各章内容互相参照，相互补充。这种用法在《诗经》中较为多见，如：“坎坎伐檀兮——；坎坎伐辐兮——；坎坎伐轮兮——。（《诗经·魏风·伐檀》）”中“伐檀”“伐辐”“伐轮”互补，意为砍伐用来造车的木料。

赋：平铺直叙，开门见山。

比：比喻。

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 *** 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

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复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词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中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比

赋比兴是我国三种传统的手法，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互文是古汉语中特有的修辞格之一，它是在结构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或几个并列词组或语句中，相应位置上的词语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相隐含的修辞手法。运用互文可以使文章的内容更加丰富，使文章表达得更加深刻。中学语文教材中运用互文的例句有很多，要准确地理解这些句子先要了解有关互文的基本知识。

互文的常见形式有以下几种，现结合教材中的例句分别加以说明：

1、本句互文：指同一个句子中有些词语相互映衬呼应，合而见义。如：“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琵琶行》）”前一句中，“主人”与“客”互补，意为主人和客人一起下马一起上船。

2、对句互文：指上下句互相隐含词语，两相映衬，文义呼应。如：“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诗》）”句中“将军”与“壮士”互补，意为将军和壮士征战十年身经百战后归来；“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孔雀东南飞》）”中“左手”与“右手”互补，意为两手中一手拿刀尺一手拿绫 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孔雀东南飞》）”中“朝”与“晚”成互文，意为一天之中就做成了绣夹裙和单罗衫；“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孔雀东南飞》）”中“东西”与“左右”互相补充，意为四面八方都种植了松柏梧桐；“朝避猛虎，夕避长蛇。（《蜀道难》）”中“朝”与“夕”互补，意为一天到晚时时刻刻都要躲避猛虎和长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塞》）”的前句中“秦”与“汉”互补，意为秦汉时期的明月照耀着秦汉时期的关隘。

3、排比互文：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句子中的词语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如：“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中“东市”“西市”“南市”“北市”四个词语互相补充，意为到东南西北等市场上去买了骏马、鞍鞯、辔头和长鞭。

4、重章互文：指把完整的意思拆开，分别放到各章中去。理解时要把各章内容互相参照，相互补充。这种用法在《诗经》中较为多见，如：“坎坎伐檀兮——；坎坎伐辐兮——；坎坎伐轮兮——。（《诗经·魏风·伐檀》）”中“伐檀”“伐辐”“伐轮”互补，意为砍伐用来造车的木料。

互文修辞手法并不属于八种常见的修辞手法，但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使用的地方较多。因此，了解互文修辞手法的形式和作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课文将会有很大的帮助。赋赋，是与比兴并称的古代诗歌的基本手法。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比赋比兴是我国三种传统的手法，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兴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写作手法属于艺术表现手法（即：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法，也含表达手法（技巧）），常见的有：夸张，对比，比喻，拟人，悬念，照应，联想，想象，抑扬结合、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叙议结合、情景交融、衬托对比、伏笔照应、托物言志、白描细描、铺垫悬念、正面侧面比喻象征、借古讽今、卒章显志、承上启下、开门见山，烘托、渲染、动静相衬、写作手法属于艺术表现手法(即: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法,也含表达手法(技巧)),常见的有:夸张,对比,比喻,拟人,联想,想象,抑扬结合、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叙议结合、情景交融、衬托对比、前后照应、托物言志,借景抒情，铺垫悬念，正面侧面，比喻象征，借古讽今，承上启下，开门见山，烘托渲染，动静相衬等.... 虚实相生，实写与虚写，托物寓意、咏物抒情等。表达方式就是常见的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其实也属于艺术表现手法）。修辞手法就是常见的比喻、对比、比拟、对偶、借代、夸张、互文、双关、反问、设问、反复、反语、引用等。

意动用法，是指谓语动词对于它的宾语含有“认为”，“以为”的意思。这种用法仅限于形容词和某些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它们本不带宾语，带了宾语，并具有“认为”，“以为”意义，即是意动用法。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战国策·齐策四》）

▼名词的意动用法

所谓名词的意动用法，就是把宾语所代表人或事物看成为这个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例如：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

Always Love You.

一直爱你！

*** be about to do

是某人将要做什么的意思

网速

一些小费当然是适宜的

be in order有以下四个意思;

1)(排列)顺序正确;

2)(正式文件等)合法,无误,妥当;

3)符合(委员会.法庭.议会等的)规程;

4)适宜,合适

这里就是第四个意思

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兴”字读音是去声。

“秋兴”这个题目，意思是说因感秋而寄兴。这兴也就是过去汉儒说《诗经》的所谓“赋比兴”的“兴”（在四声应读去声）。

《秋兴八首》是唐大历元年（766）秋杜甫在夔州时所作的一组七言律诗，因秋而感发诗兴，故曰“秋兴”。杜甫自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至当时已历七载，战乱频仍，国无宁日，人无定所，当此秋风萧瑟之时，不免触景生情。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至广德元年（763）始告结束，而吐蕃、回纥乘虚而入，藩镇拥兵割据，战乱时起，唐王朝难以复兴了。此时，严武去世，杜甫在成都生活失去凭依，遂沿江东下，滞留夔州。诗人晚年多病，知交零落，壮志难酬，心境非常寂寞抑郁。因此写下这组诗。

《秋兴八首》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寓居四川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时创作的以遥望长安为主题的组诗，是杜诗七律的代表作。

第一首是组诗的序曲，通过对巫山、巫峡的秋色秋声的形象描绘，烘托出阴沉萧森、动荡不安的环境气氛，令人感到秋色秋声扑面惊心，抒发了诗人忧国之情和孤独抑郁之感。

第二首写诗人身在孤城，从落日的黄昏坐到深宵，翘首北望，长夜不寐，表现出对长安的强烈怀念。

第三首写晨曦中的夔府，秋气清明，江色宁静，而这种宁静给作者带来的却是烦扰不安。

第四首是组诗的前后过渡，“故国平居有所思”一句挑出以下四首。

第五首，描绘长安宫殿的巍峨壮丽，早朝场面的庄严肃穆，以及自己曾得“识圣颜”至今引为欣慰的回忆。

第六首怀想昔日帝王歌舞游宴之地曲江的繁华，在无限惋惜之中，隐含斥责之意。

第七首忆及长安的昆明池，展示唐朝当年国力昌盛、景物壮丽和物产富饶的盛景。

第八首表现了诗人当年在昆吾、御宿、渼陂春日郊游的诗意豪情。全诗感物伤怀，借深秋衰惨冷寂之景抒写人之暮年，知交零落，漂泊无依，空怀抱负的悲凉心境，表达了深切的身世之悲、离乱之苦和故园之思。

八首诗是一个完整的乐章，以忧念国家兴衰的爱国思想为主题，以夔府的秋日萧瑟，诗人的暮年多病、身世飘零，特别是关切祖国安危的沉重心情为基调，其间穿插着轻快欢乐的抒情。每一首都以独特的表现手法，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作者的思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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