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伪君子”吗？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物。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书中，他是公车上书的发起人，是戊戌变法的***，是思想进步的先驱，是深受皇帝器重的宠臣。如果不是顽固派的阻拦，他定会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成功的篇章。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康有为真是这样一位“大圣人”吗？仔细研读近代史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南海圣人”竟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康有为这辈子的最高学历：秀才。相当于今天的初中文凭，比朱元璋稍微强点，可这水平离国学大师怕是有十万八千里吧。再来看看康有为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抄袭了晚清经学大师廖平的作品。《新学伪经考》抄袭的是廖平的《辟刘篇》，《孔子改制考》抄袭的是廖平的《知圣篇》。这个在学术界已经经过严格考证，绝无异议。

康有为

其实，康有为早年和经学大师廖平是老相识，关系很不错，还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思想，可是廖平这个人淡薄名利，他的一些著作并没有及时出版，这倒让康有为捡了一个大便宜。不得不说，康同学记忆能力还是很好的，在多次拜访廖平之后，他迅速整理头绪，出版了两本书，也就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夜之间，康有为变成了所谓的“南海圣人”。

这2本书对清末的改革意味深远，它成为了康有为日后忽悠人的文化武器。因为这两本书的观点非常新，书里的大概意思是说，孔子的思想其实是改革思想，而不是守旧思想。东汉之前的学问全是假的，都是东汉的一帮文人学子伪造的。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成功学大师”，连当时最最聪明的梁启超都被他忽悠住了。当然，康有为后来支持张勋复辟，梁启超和他闹掰，师徒二人分道扬镳。

康有为青岛故居

所谓的公车上书，其实是众多朝廷官员，加上地方名士联名签写的东西，康有为签没签名我不知道，但就算签了，他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事实上，康有为只不过是组织了一场在松筠庵的集会，收集了1300名士子的签名。但是康有为并没有将这份“万言书”呈递上去，因为他这一年已经37岁了，好不容易中了个进士，生怕自己的功名有什么闪失。可是这位康先生却十分精明，在后来的流亡岁月里一直宣称自己是公车上书的***。

后来历史书就把他写成“公车上书”的带头人了。这个完全没根据。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所有事件，都在他自己写的一本名叫《戊戌奏折》的书里，但是经考证，99%都是假的。

历史教科书里有张，是戊戌变法绪和康有为及梁启超的合影，这张照片被收入初高中历史教科书，首次正式公开是在1930年代的《北晨画刊》，图中三人，中间是光绪皇帝，左边是梁启超，右边是康有为。现在很多研究都证明照片是假的，它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PS。当时虽然没有Photoshop软件，没有美图秀秀，但是照片合成技术早就有了，通过二次曝光、胶片拼凑、描绘等方式，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证明照片的真伪其实相当容易：第一，就当时“康梁”的水平，根本没资格和皇帝站在一起照相。根据清末民国初各种档案资料显示，康有为毕生只见过一次光绪，时间是1898年6月16日，地点是颐和园，当天并没有安排拍照；至于梁启超，他这辈子都没见过光绪皇帝，又怎么能一起合影呢？第二，在皇帝的《起居录》里，没看到任何关于皇帝与别人拍照的记录（清代皇帝每日言行都有记录，并收藏在《起居录》一书里）。

戊戌变法的内容就是两个字：卖国。历史书上写的变法内容是根据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而来，内容都是他自己后来编的，完全是一级编剧的水平。这么重要的变法内容就是短短的几行，不可信，而康有为，他让弟子杨深秀给光绪上了一道奏折（杨深秀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建议把日本和中国合二为一，让日本内图总理伊藤博文来主持中国的改革。老康的想法未免也太奔放了，活脱脱的卖国行为！

公车上书 解释 公车：汉代官署名，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 出处《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汉书·张敞传》：“天子思敞攻效，使使者即家所 在召敞。敞……即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 历史上所说的 公车上书 ，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历史的更正: 关于“戊戌变法”的所有“定论”中，“ 公车上书 ”都是一个重要情节。随手翻出《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８２年版）说：“１８９５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定《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 ５月２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史称公车上书。”对于这样一件教科书中言之凿凿的事情，史学家姜明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断然质疑：“这说法大可怀疑。” 姜先生用自证、它证、反证的方法，论证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史称“公车上书”的这件事,大多是根据康自己的《公车上书记》一文为本的，但当年５月２４日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说，５月２日那天，公车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作者又考出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肯定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再据宫廷档案证明“被拒”之不存在。当时上书反对签定条约的远不止公车们，先是大批现职官员从４月１４日就开始接连上奏，４月３０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５月２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３４２人；这样转奏到５月８日才结束，上书总量３１件，签名者１５５５人，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８０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 公车上书 ”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历史在细节中！有时候，“证实”不厌其烦，“证伪”一条足矣!人家把日子一天天翻着篇的给你看，你才发现，那几个Ｗ都不对，时间、地点、人物和人数都合不上那篇要闻播报，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假新闻！接着，又从心性、品性、目标、手段、官场制度、入仕之途、宣传包装、历史作用等等分析康有为其人，揭示出这一道“假新闻”的生发原因。 近代史，咱们都是读过的。有人告诉你迥异于以往的细节，让你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的“知识”；而且，作者使用的是优美的散文文笔，让你在舒适的阅读状态下感受一种获得的惊怵。书要弄成这样，还不值得读吗? 姜明先生的名字，十多年前就听说的——一个上海人，沉溺于清末北京掌故，而且是关于北洋水师的——那时候我跟着钱钢先生筹办《三联生活周刊》，知道他和姜明踏访胡同名人旧迹的事情，而且还以此作为“作业”布置给正在培训的记者们。以后，看到那本《龙旗飘扬的舰队》的小册子，说北洋水师历史的，知道就是这个“姜明”了，再以后，那部充实、扩大了的同名著作又由三联书店“再”版，于是一见倾囊，毫不含糊。读书时，那种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材料坚实故事生动再加上观念新锐的写法，让我们这种历史的半吊子沾上就放不下。买书人经常是就认某个作者甚至就认某个编辑，这大概就是“品牌”了。我对黄仁宇、吴思、茅海建，以及编辑潘振平的“信从”就是这样——包括姜明。 历史就是历史。当那些事情发生、演进的时候，有的是某种利益或价值的遵从，原是没有什么革命、反革命，进步、倒退，爱国、卖国，好人、坏人的界说的。那些标签是后人按彼时的遵从制作的，即使采信，也该先读一遍那些标签的分类手册，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历史学家姜明在书中告诉我们，签了《马关条约》的李鸿章是明知道要担千古污名而自去肩承苦涩的；甚至名满天下的变法第一烈士谭嗣同，当年也曾开出过一份向英、俄出卖蒙古、新疆、青海国土，以筹款变法的策论呐！ 常识上，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标签与内里时常是两回事。比如康有为编造的关于“ 公车上书 ”的假新闻，作者就有观照历史的通达之判：“在他身上，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和奋不顾身地投入现实运动的实践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狭隘偏激的性格缺陷，这就是历史给予中国的不成熟的改良维新运动的领袖形象。”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 ：“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四月二十二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因为过去的举人都坐公车，所以这次上书请愿就被称作是“公车上书”。这次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定，无法挽回为理由，拒绝接受。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公车上书”被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 公车上书 ”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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