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我一首穆旦的诗歌配上赏析!

穆旦的《春》赏析

春

穆旦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迷迷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赏析

在穆旦的《春》里，我们读出了一个别一样的“春天”：它是醒来，是第一次的诞生和再生，但也是欲望与沉迷的诱惑；是飞扬的歌声敞开的欢乐，也是沉滞的泥土与紧闭的肉体；是燃烧、分散、反抗，也是散乱之后的新的组合与新生。

它是自然的春天，也是人生的青春，是诗人春心的萌动和诗心的勃发，是黎明、早春、二十岁的青春的融合。他们恰如光、影、声、色的赤裸与感官和思想的荡漾，它们新的组合的出现会更美、更诱人。

这首诗表现出“三美”。动态美：火焰、摇曳、渴求、拥抱、等词展现出春天的勃勃生机；静态美：绿色、土地、草与花朵等词是春天亘古不变的特征；对立美：“醒”与“迷惑”的对立，是人生青春期躁动的欲望与诗人沉思形象的对立。

这些构成了诗歌的沉挚、坚实、富有现代感的抒情基调。同时诗人将对生命中的新生和强力冲动的迷恋和期待——清醒/沉醉、沉滞/飞扬、根基/摆脱，通过与“春”相关的生动意象（绿色/火焰、拥抱/反抗、土地/花朵）表现出来。

春天是美好的，但又是易逝的，在美好面前，会更觉得人生苦短。唯一的就是在迷恋中成长起来，在期待中看到自己拥有美好青春的希望！

作者生平

作为师弟，穆旦与杨绛并无太多交集。1935年9月，当这位18岁的南开中学毕业生，满怀期待地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时，杨绛和钱钟书乘坐邮轮刚抵英国。倒是后来与穆旦、杜运燮等人撑起“九叶诗派”的辛迪（王馨迪），曾与杨绛一起出现在清华大学梁宗岱《法国文学》的课堂上。

穆旦早慧，16岁时所写的诗歌《流浪人》已发表于《南开中学生》杂志。但是，像那个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他真正的诗歌生命并不长，主要集中于1937-1948年的十年左右，成果就是收入《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旗》中的70首左右诗歌。

穆旦的写作高峰基本重合于抗战8年，粗率地说，他以一种更为强调综合的现代诗歌观念，刻写了那个时代的经验与知识分子“丰富与丰富的痛苦”，受到最初的赞誉，并在上世纪80年代后被推为中国现代诗人的高峰。

建国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32岁的穆旦丧失了继续写作的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翻译。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写作诗歌。在1975年8月22日，在给一位有志于诗歌写作的舞蹈演员郭保卫的信中，穆旦写道：“我对于诗已近是隔门了，好像是出家人一样了……”

但也许是与青年人的谈诗论艺重新激发起他的创作热情，也许是命运冥冥中的安排，从1975年6月写下“戏作”《苍蝇》，到1977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为止，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诗人接连写下近30首诗作，形成其创作生涯的又一高峰。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的《赞美》赏析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最艰难时刻，许多诗人饱蘸民族血泪书写下壮丽的诗行。而像穆旦这样，既留下了众多令人瞩目的诗篇，同时又有着不同寻常经历的诗人，却并不多见。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穆旦曾经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然而当浓云散去，一颗严肃的星辰终于透出了他的光芒。穆旦(1918-1977) ，原名查良铮，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一九三五年，十七岁的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的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穆旦作为护校队成员，随母校南迁长沙。一九三八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又由长沙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穆旦和他的老师同学们徒步穿越了湘、黔、滇三省，全程三千五百华里，历时六十八天。穆旦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走过了“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在太子庙，他看到和闻到了“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他注目“广大的中国人民”，“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西征的经历使本来就满怀爱国热情的穆旦与土地和人民更加心心相印，他的诗作也呈现出对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

《赞美》一诗写作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全诗共分四节，恰如交响曲的四个乐章，涌动着激情。诗人开篇就为我们构筑了丰富的意象群：山峦、河流、草原、村庄、鸡鸣、狗吠、荒凉的土地、干燥的风、东流的水、忧郁的森林。仿佛用一架摄像机，从高空俯拍，看到异常辽阔却又满目疮痍的大地。紧接着，诗人又从历史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过去年代里埋藏的无数故事。那不过是说不尽的灾难。美好的爱情沉默了，天空中飞翔的鹰群沉默了，这无尽的苦难已使泪眼干枯，如果哪一天能够重新流出激动的热泪也是值得期待的。面对这土地和土地上痛苦生活的人民，诗人内心充满了深沉的爱。这爱激动着“我”，“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他们衣衫褴褛，脊背弯曲，在饥饿里忍耐，在寒风中等待。由于诗人那不同寻常的经历，所以他与他们有着同样的感受和体会，他与他们是一起受难的。强烈的情感共鸣使诗人发出这样的心声：“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对人民的祝祷。它是全诗的情感主线。

第二节，作者把笔墨集中于一个农夫身上，因为在中国，农民代表着人民的大多数。他们辛勤地耕耘在土地上，艰难地维持着生计。诗中一系列反义词突显了他们的生活境遇。如：他是“孩子”，又是“父亲”，这代人的生活负担十分沉重。“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代又一代人满怀的美好希望最终又陷入失望，这一切都重压在他的身上，形成了更深的苦难。“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诗人在这里运用“永远”“同样”“凝固”等一系列非常凝重的词，刻画出了苦难面前人民的形象———他是缄默无言的。在时光永不停歇的流动和现实处境无所改变的强烈对比中，中国农民的苦难深重和他们的坚忍精神被高度浓缩，以一个受难者的形象定格在历史画卷中。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首诗写作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战争刚刚爆发之际，全民族上下都处于一种“战争乌托邦”的精神狂欢中，文艺界也是如此。当时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①。许多人天真地相信战争能净化一切。其实，年轻的穆旦也经历了成长的过程。在一首叫做《1939年火炬行列在昆明》的佚诗中，穆旦写道“祖国在歌唱，祖国的火在燃烧， ／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国的欢笑， ／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城池变做了废墟，房屋在倒塌，／衰老的死去，年轻的一无所有； ／祖国在歌唱，对着强大的敌人，／投出大声的欢笑，一列，一列，一列；／轰隆，轰隆，轰隆，轰隆———／（我看见阳光照亮了祖国的原野，温煦的原野，绿色的原野，开满了花的原野）”，显而易见，这种热情的呼喊和情感的膨胀与穆旦诗歌的总体风格相去甚远，所以，穆旦有理由取消它作为“诗”的资格，将它排斥在自己的诗集之外。然而时间过去了一年，一九四〇年下半年，穆旦从西南联大毕业到叙永分校任教，有更多机会接触世事，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怀疑主义”。一九四一年社会大环境动荡不安，皖南事变、香港沦陷和英国对滇缅公路的封锁等等，这一切都使穆旦的思想变得更加深沉。大路上的“演说，叫嚣，欢快”已不能轻易地使他激动，相反，他认识到，个体溶入“大众的爱”的过程实际上有可能就是“溶进死亡”。人民在苦难中选择了抗争，然而这条路却是漫长而艰险的。他们必须忍受饥饿、疲倦和痛苦，甚至随时面临着死亡，这不是几句简单的振奋人心的口号所能涵盖的。诗人对于人民的付出充满了敬佩和同情，同时对于战争的不公和以“名词”利用“大众的爱”的可能性保持着警惕。这就是穆旦的深刻之处。诗人在这里第二次使用“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诗行，情感更加凝重，它昭示出中华民族的不屈，以及华夏儿女由苦难走向抗争的伟大历程。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诗人在第三节中把镜头推向农夫背后，将描写范围扩展到家园。在那里有倚门凝望的母亲，有忍饥挨饿的孩子，有黑暗的茅屋，有屡遭蹂躏的土地。虽然写的是“他”的家园，又何尝不是生活在悲哀痛苦中的千千万万人民的象征呢！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舍弃了自己的小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既然选择了就“从不回头诅咒”。面对他们，作者惟有用拥抱表达自己最诚挚的安慰。然而有些伤痛和苦难是无法安慰的。面对死亡的威胁，一切安慰都会显得轻飘。所以，诗人禁不住痛哭了。他曾经期待过泉涌的热泪，曾经直面无泪的农夫，而今，自己却痛哭失声，不是因为脆弱，却是为了可敬的人民，为了我们民族的崛起。

诗的第四节就像交响乐的最后乐章，它回复了主题，总托了全诗。三个“一样的”表明我们耻辱的历史是那样的漫长。中华民族饱经摧残，备受欺凌，人民忍辱负重，生活步履维艰。“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中华民族却是坚实而富有生命力的。作者从人民身上看到了民族潜在的巨大力量，由此，发出了反复的咏叹：“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首诗的题目是“赞美”，赞美什么呢？ 我想就是赞美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民，赞美他们的坚忍，赞美他们由苦难走向抗争，赞美整个民族的崛起！

作为九叶派的****，穆旦的诗歌体现着“平衡”的美学追求。他曾说：“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己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因为它是具体的，有血有肉了。”②穆旦的诗，把人生和艺术结合起来，把心灵思索和社会现实扭结起来。他从不以生活代替艺术，不以政治观念代替自己的思考。他的诗中有着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执著信念，冲破了中国早期象征派和现代派“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的狭小天地，而且与西方现代派也有质的区别。

穆旦曾经批评过这样两种抒情方式，一种是“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式，另一种是“贫血的堆砌的辞藻”的旧的抒情，他主张走第三条路———“新的抒情”。他认为这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③。他特别强调“有理性地”一词，《赞美》正是这种主张的实践。这首诗一方面表达了对祖国的礼赞，另一方面，这种礼赞又以深厚的理性精神为依托，而不致流于表面化和庸俗化。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使它既富有感情的强度，又富有思想的力度，从而成为穆旦抗战诗歌中的不朽之作。

穆旦的诗风深沉凝重。有人把他的艺术风格比喻为一条深沉的河。袁可嘉也说过：“读穆旦的某些诗，我总觉得有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有的人深沉如穆旦或过之，但豪气不足；有些诗人豪则豪矣，但不免粗浮。既深沉而兼雄健的，穆旦要算一个。”所以，他把穆旦的《赞美》称为“带血的歌”。“本来无节制的悲痛往往沦为感伤，有损雄健之风，但穆旦没有这样，他在每个诗段结束处都有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宏大呼声压住了诗篇的阵脚，使它显得悲中有壮，沉痛中有力量”④。袁可嘉的评价可谓是一语中的。这就是穆旦，这就是穆旦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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