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的投身军旅

刘斐1898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醴陵县姚家坝乡潭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刘笛楼和母亲张氏生有三子一女，刘斐排行最小，从小聪明活泼，令人喜爱。父母含辛茹苦，勉强把他拉扯到9岁，为了让他能上学读书，日后有碗饭吃，忍痛将他过继给一远房兄弟为嗣。其后，刘斐入塾，继而考上醴陵县朱子祠高等小学。他天资聪颖，能说敢干，成绩优秀，深得老师同学喜爱。1917年夏，刘斐与当地著名中医邹益经之女邹碧坤结婚。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汹涌澎湃，波及湖南，刘斐深受到影响，打算外出做番事业，他的想法得到岳父邹益经的支持。是年秋末，桂系举起“护法”大旗，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出兵援湘，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进攻。日后成为桂系首要人物的白崇禧当时奉命带兵退驻株洲，不幸士兵水土不服，多有染病，白本人也病倒不起。邹益经被请到军中为患疾官兵医治。经邹的精心调治，军中瘟疫尽除，患者尽数痊愈，桂系官兵感谢不已。邹益经由此结识白崇禧。日后，邹益经请白崇禧帮忙引荐女婿刘斐到桂军中当差，得到首肯。1920年，刘斐告别妻女，到达广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当时，刘斐年方二十，不但仪表堂堂，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经营长马晓军同意，他被安排在白崇禧所在连任文书，不久升任排长，并被选派到广西南宁讲武堂学习，1921年6月结业。时值粤桂战争爆发，桂系内部新、旧两派矛盾重重，新派企图摆脱旧派羁绊建立新政权。1921年，孙中山派粤、赣、滇各军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其时，陆之旧部马晓军宣布归附孙中山。不久，新派代表人物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以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的名义发起“百色起义”，刘斐随白参加。是年冬，“百色起义”失败，刘斐率全排随夏威出走逻里与只身逃脱的白崇禧会合，经西隆方向前行到达贵州板坝，白崇禧自封为田南警备军指挥官，下编3营，刘斐升任参谋。在处境艰难之际，白崇禧向孙中山、陈炯明、马君武发出电报，表示坚决追随孙中山，与自治军作战到底。为了备战，刘斐与白崇禧亲往南笼筹措经费和冬服，以解部队燃眉之急。

1922年春，白崇禧部在粤军支持下，与从黔桂边界经百色打回来的黄绍竑会师于田东，广西省长马君武改委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军第五路司令，黄、白分任第一、二统领，刘斐仍任参谋，旋被派往李济深在肇庆主办的广东西江讲武堂学习。在西江讲武堂，刘斐除学习军事外，还受南方革命潮流的影响，较多地接触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1924年秋，刘斐从西江讲武堂毕业。这时正逢新桂系的黄绍竑、李宗仁联合起来，策划剪除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之际。刘斐返回广西，在黄绍竑为总指挥的广西讨贼军中任参谋。是年6月，广西讨贼军与李宗仁为总指挥的广西定桂军合并为广西定桂讨贼联军，李、黄分任联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白崇禧任联军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刘斐改任该部参谋，后又改任第三路指挥部参谋长，在前线协助白崇禧指挥作战。联军对旧桂系采取“各个击破”、“先陆后沈，再回师拒唐”的策略，在东征西讨的各次大小战役中，几乎每战必胜，于当年9月剪除了陆荣廷残部。随后又与沈鸿英激战于武宣、柳州一带，大败沈军，至1925年7月，终于消灭了旧桂系军阀的全部势力，并将唐继尧东侵之师驱逐出境，统一广西。在此期间，刘斐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白崇禧的依重。从这时起，他开始了同李宗仁的交往。

在统一广西的同时，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是年下半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和南征，统一了粤境，为北伐进军准备了后方基地。孙中山逝世后，刘斐和李任仁力主继承中山先生遗志，统一两广，出师北伐，实现全国统一大业。这一政见当即得到李、黄、白三人首肯，刘斐被指派前往广东联系两广统一事宜。

刘斐一到广州，就找到曾有交往、又有乡谊的湘系将领谭延闿和程潜。在他们的帮助支持下，刘斐与汪精卫、谭平山、廖仲恺等见了面，双方很快便把两广统一，准备出师北伐的初步方案谈妥。之后，刘回桂汇报。白崇禧经与李宗仁、黄绍竑协商，于1926年2月上旬同刘斐一道赴穗，向国民政府正式提出了有关两广统一、准备出师北伐的具体方案。复经数度会谈，终于实现了两广统一。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兴师北伐，国民革命军8个军，雄师10万，兵分三路，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战歌声中向北进发。由于白崇禧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代行李济深的总参谋长职权，刘斐被派任总司令部上校主任作战参谋，随总司令部从广州出发，前往湖南、湖北，协助代总参谋长指挥作战。当时，他虽年未“而立”，但才智出众，韬略过人，颇能为白崇禧排忧解难，深受白的赏识和信任。在北伐中，他与第2、3、6军的党代表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以及蔡畅、郭沫若等经常接触，深受教益。

张学良吸食鸦片由来已久。当时，他以区区弱冠之年，统领千军，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又奉父命频频参与军阀混战，戎马倥偬，时时目睹战场上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之惨状，内心惶恐不安，几难排解。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双方相持不下，作为总负其责的司令官，张学良精神无比紧张，开始吸食鸦片，藉求麻醉。这是他初度涉足，浅尝辄止，未曾上瘾，但吸食时飘飘欲仙的解脱之感，已让他欲罢不能。

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此事对张学良几乎是灭顶之灾，打击之大，难以言表。为了解脱忧思与苦恼，张学良借毒消愁，再次与鸦片结缘。郭松龄生活艰苦朴素，在人欲横流的旧时代，他能严格约束自己，也严格要求张学良。此前他常常规劝张学良勿染旧军阀、官僚之恶习，不要打麻将和抽大烟，要读新书刊。对于郭松龄的铮铮直言，张学良都是很乐意接受的，郭松龄的失败被杀，使他失掉了一位良师益友，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管束他了。由于张学良的性格恣放，时常无法克制自己，因此，吸食鸦片渐至成瘾。

郭松龄事件后，张学良接受了教训，不再设副手，军政大事一切均由自己决定，每当疲劳困顿袭来时，他就靠吸食鸦片提神，长此以往，又养成了依赖毒品驱除疲劳的恶习，天长日久，竟成痼疾。

1928年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对日本侵略暴行痛恨不已，悲愤交加，更是常以毒品麻醉身心，无法自拔。其实，他岂会不知鸦片有害之理，他自己也承认吸大烟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曾对周围的人说：“一个活人不能叫一个死东西管着。”所以1928年夏天，张学良决意戒除毒瘾。但他病急乱投医，听杨宇霆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对戒除鸦片有特效，便叫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岂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去瘾止痛，但里面含有***，注射日久，有习惯性，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且针瘾欲演欲烈，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即使在接见宾客，举行宴会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离席入内注射，愈发搞得身体孱弱不堪不说，还伤神误事，常常引人误解。当时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驻节北平，有一次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到北平来看他，张学良强打精神陪汪谈话，勉强支持了一个多小时，实在没精神了，只得请汪精卫稍坐一会儿，他则召医官进里屋去打针，注射完毕，又赶快出来陪汪。汪精卫将此举视为张学良摆架子，对他无礼，从此与张结怨。张学良认为马医官不辨真伪，是他的失职，盛怒之下将其逐出了帅府。

1931年春，张学良因病入住北平协和医院，告痊后，重又吸烟，形神日非，不能自拔。“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热河失陷，举国上下对张学良进行谴责，张学良的烦恼、焦躁、忧愁、痛苦无法摆脱，于是，他更加变本加厉地吸食毒品、注射吗啡麻醉自己，以摆脱难言之苦衷。刚刚三十出头，昔日英俊飘逸、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少帅变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老态龙钟，如同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头。1933年3月，在背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下，他被迫引咎辞职，悄然南下，住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1号。虽然衣食无虞，但常年吸毒成性，毒瘾却相当难熬，他的胳膊、大腿，打针的瘀痕累累，肌肉铁硬，有些地方甚至连钢针也插不进去。端纳初见他时，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黄绍竑在北平会晤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

宋子文、端纳等人都觉得有必要劝张学良戒毒。端纳的话向来很有分量，他与张学良平时谈话都用英语，但此时劝说少帅戒毒，却用汉语讲话。他劝张学良趁此下野出国的机会，戒除吸毒的嗜好，洗心革面，休养身体，恢复健康，重振体魄和精神，发愤图强，做一名真正的大丈夫！端纳的汉语尽管说得不太流利，但 “大丈夫”这三个字说得既真切又响亮。 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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