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军机处设立的原因及其性质的变化

军机处成立原因

直接原因

直接促成军机处创立的原因大致有两个。

首先为筹划西北军务而设立。赵翼说：“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值缮写，后名军机处。”王昶也说：“雍正七年，青海军兴，始设军机房。”雍正初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卜藏丹津叛乱失败后，被准噶尔部所收容，这一切令清廷无法容忍，《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中记载，世宗亦尝谓：准噶尔世济凶顽，心怀叵测，将来必为蒙古之巨患，遗国家之隐忧 是用发兵，声罪致讨，上承先志，玉靖边陲，师出有名，事非得已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土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所以，从雍正当时对准噶尔部的态度中不难看出，西北用兵势在必行；也有文献记载在雍正十年二月，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劾副将石文焯纵敌，雍正即命军机大臣议奏。同年，西路军大本营移驻穆垒，雍正选定六月初四日时启行，在四月十三日命军机大臣通知岳钟琪，“将一应事宜预先留心备办，但军机宜慎密，以防漏泄”。其他方面的军政、八旗事务，雍正往往也命军机大臣办理。雍正对西北战事的筹划，战事一起，国事军事纷至沓来，就会加重了雍正及辅政大臣的工作量，超出平日的政务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效机密迅速的办事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可见，军机处的设立对于缓解雍正在军事决策事物上的压力，是非常必要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军机处的创立是一个与雍正年间因西北军务筹备所需要而设立的机构，主要体现了在一个“军机”字上。但是在康熙在位期间，同样战事频发却没有引发军机处的形成，这里就涉及到促成军机处创立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即保守机密。

其次，保守机密。军事行动特别强调机密，但是当时内阁位于太和门外，官员连日执勤，容易泄露机密，如雍正曾告诫大学士等：“凡大小臣工，面奉谕旨，皆国家政务，不当轻泄于外”；由此可见当时内阁泄密情况严重。同样掌议军国大政的议政王大臣的保密性也不好，如康熙曾训斥议政王大臣：“今闻会以之事尚未具题，在外之人即得闻之”。为了保证军事的机密性，使得雍正不得不在现有的制度上重设一个机构，即军机处。赵翼《檐曝杂记》记载：“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值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值缮写，后名军机处”。隆宗门位于保和殿后侧，深处大内，又与皇帝日常起居办公的养心殿毗邻，所以在该处办理军机要务，既易于保密，又便于皇帝随时宣召，及时处理紧急重大的机要事务；同时军机大臣办公地点，也随皇帝的行止而定军机处没有固定的衙署，具有机动性；如皇帝驻跸颐和园，其军机处则设在园内左如意门内；如在西苑，军机处就设在西苑门内。

军机处为了更好的保证事务的机密性，对朝中大臣也严格限制进入军机处，并专以文盲为军机处差役。《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中记载：“军机处为枢密重地，非奏事人待旨及上所宣召者，虽王公大臣不许私入，如敢私入，或私自会见军机官员，随时纠劾论处”；同样军机处差役“苏拉”照例选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担任,故军“苏拉”称之为“小幺童”。在清中叶以后“苏拉”有年过六十年以上,仍以“小幺童”称他们。雍正为了亲自掌握全国情况以便直接控制,还推行“奏折”。奏折用皮匣密封，别人人不能私开，有了奏折和奏匣后,军机处绝密程度更进一步加强，同时军机处成员行动也皆受严格限制；同时也不准其与部院官吏、督抚、将军攀缘交往，更不能接受他人礼物贿赂，“军机司员至今不叩年礼”。在1800年（嘉庆四年）又规定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抚藩臬，“凡有奏事者及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联前，不许另有付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之军机大臣”。所以从军机处所在位置和机动来看，军机处的创设带有保守机密的目的是其出现的另一个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

纵观历史，清朝是封建社会的晚期，也是封建社会专制皇权顶峰时期，军机处的创建，实际上是是清朝初期满族统治者由贵族分权向中央集权不断演变的产物，是清朝满汉联合体制在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下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不断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封建历史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统治,可是历代封建王朝的行政大权却是集中在中枢机关，由宰相来实现，因此皇权和相权必然会发生矛盾。

秦朝首创丞相制度，丞相为百官之长，掌握行政大权。汉承秦制，虽有所改变，但三公中仍以司徒为主要重臣。直到东汉初，光武帝刘秀起用掌管文书的小官尚书，以专司章奏和出纳王命，才分夺了丞相的部分权力。然而久之，尚书令又成了名符其实的宰相，三公徒具虚名而已。在三国曹魏时期，用职位低下的中书令取代尚书之权。南北朝时期又以侍中（门下省长官）参预政事，以钳制中书。隋朝则确立了三省分权制，以内史（中书）省领旨, 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三省长官同为宰相，互相牵制，相权才得到一定的削弱，皇权因此得到了一定的强化。唐朝时期，唐虽承隋制，但为了抑制中书权力，更以品级较低的官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职衔，参预政事，相权实际掌于“同中书门下三品”之手。宋朝局部统一后，皇帝为独揽大权，设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和三司即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各掌行政、军事、财政之职，互不统辖，直接受命于皇帝。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一千多年来历代相传的丞相制度，而将政务分归六部，而六部听命于皇帝，一切军政大权最终皆归于皇帝一人之手。然而到了明中叶以后，却因皇帝惰于听政，大权又旁落于皇帝的秘书班子——内阁，成为了明朝辅佐皇帝处理日常庶政的中枢行政机构。

清朝建立以后政治制度大体沿袭明代，清王朝又是以满洲贵族集团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因而也有以保护满洲贵族集团利益为最高原则的特殊之处。清初满族政权决策机构是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大臣联席议政制，“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其办事机构为内三院即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后由在顺治、康熙二帝初年设辅政大臣，这样议政王大臣、内三院以及辅政大臣，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皇帝的一部分权力。在康熙、雍正时期，清朝的统治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可皇权仍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主要来自满洲贵族集团内部，其中八旗首领、满洲亲王是干扰和削弱皇权的主要危险。这些王亲贵戚权力极大，俨然同皇帝一起共理军国大事。此时，军机大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诸王手里，诸王贵族集团具有仅次于皇帝的实权，他们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与皇帝分庭抗礼。八旗贵族势力的发展，严重地阻碍了皇权，使中央政令也不能贯彻执行，这对于清王朝来讲是一种严重威胁，任其膨胀势必重蹈明王朝灭亡的覆辙，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了满洲诸王势力对皇权的严重威胁。

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朝皇帝同其各旗主、诸王以及各种有碍于皇权的势力进行了斗争；顺治时改内三院为内阁，就是为了抑制诸王势力而采取的有力措施.康熙时期也同辅政大臣及诸王展开激烈斗争，1667年设南书房，作为处理政务的机构，以此来消弱内阁和议政大臣的权力。特别是雍正时期存在着夺嫡政变斗争，不仅仅反映在满洲贵族集团、八旗诸王之中，而且在皇帝骨肉兄弟的宗室诸王间也剧烈地进行；同时在军事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起，西北兵端肇起，战事不断，军费开支使得清政府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不仅引发了经济问题，并且常年的征战，将兵之权自然散落在统兵大将的手中。兵权旁落，诸王争权，皇权削弱是每个封建帝王不会容许的事情，所以在雍正即位之初，他首先就收回了诸王的兵权。雍正收回了诸王对下五旗统率权,使诸王失去了与皇权的抗衡的能力,同时将兵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对宗室皇族进行血腥打压。紧接着于1730年设立军机房,并于1733年（雍正十年）正式改称军机处，所以加强皇权是创立军机处的根本原因。

军机处的历史影响及其性质

1、军机处的性质

关于军机处的性质,它由临时性的军事行政组织逐渐演变中枢决策机构，主要从它的两个发展阶段来看。第一发展阶段主要是从雍正八年创设军机处至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废掉军机处,改设总理事务处。这个时期,军机处是一个专门筹办军务的临时性的军事行政组织。乾隆二年十一月,乾隆下谕旨宣布恢复军机处。这时的军机处不仅要筹办军务,而“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从此,军机处成了辅助皇帝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这就开始进入军机处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2、军机处的历史作用

（1）军机处的设立，一方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也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处地处内廷,接近皇帝居住的地方,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其一切活动均在皇帝直接授意和严密监视之下,这就大大地加强了皇帝控制。军机处无公署,只有值庐,具有极大的临时性,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的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在这种情况下，军机处的人更绝对形不成与君主抗衡的力量，只能做皇帝的附庸和驯服工具，这与原议政王大臣有权议政时的情况，显然大有差别。这些都反映了军机处设立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不仅超过了顺、康时期而且达到了本朝的顶峰。

（2）从军机处在清王朝国家机构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它的成立逐步取代了满族贵族议政制度，消弱了内阁承旨出政的权力。军机处以“君权附庸”的地位，它实际上成了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的中枢机构,“军国大计，无不总揽”，是皇帝的得力工具，但名义上它的权力和地位十分微妙。

首先，军机大臣都是皇帝钦定，可以出入内廷，几乎天天都得“见颜”，聆听“纶音”，与皇帝商讨政务，参与机密事项的处理，备受皇帝的祟信与重用，以致人人侧目。军机处设立后，逐渐代替了清建国以来所依靠的满洲亲王，贝勒参预议政的制度，满族贵族的议政处被取消,内阁也形成闲曹，这样就削弱了内阁参预国政的权力。在清初，在满清贵族中势力较强的亲王的权力主要靠参与议政王的大臣会议来实现。在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之初期，满清政权中皇权并不集中，贵族势力极大，皇太极被迫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共同执政。后来皇太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君权，到明崇祯八年已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借故治罪，将正黄、镶黄、正蓝三旗收归自己统辖。虽然三大贝勒的势力遭到一定的打击，但诸王贵族势力仍很强盛。清入关以后，由于顺治帝年幼，再加上诸王凭借其控制的下五旗有与皇权抗衡的能力，他们有实力参与军政大事的讨论和决议，即存在所谓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睿亲王多尔衮更是高居摄政王之位，权倾一时，其他议政王大臣诸如济尔哈朗、博洛等，权势颇重，这实际是女真军事民主制的残余。议政王大臣会议在辅佐年幼的皇帝、稳定入关之初的统治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阶级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形式不但不会达到加强君权的目的而且威胁到清朝的统治。因此，自康熙年间起，就着手打击满洲贵族的权利。到了雍正年间，雍正帝主要采取三大措施打击诸王权利：首先，收回诸王贵族对下五旗的统帅权；其次，雍正帝采取严酷手段铲除同辈兄弟的势力，像清洗胤禩党，幽禁胤祉等，这是皇位争夺斗争的继续，实际也是雍正帝肃清可能威胁皇权的势力的行动，在诸兄弟中得以善终的仅有允祥这样的自小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再次，设立军机处，由军机处承旨办事。这样，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利被架空，从此无力与皇权抗衡。正如赵翼所说：“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允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回召对承旨遵办，为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虚衔……”由此可见，军机处的设立使清朝完成了由议政王大臣与皇帝争权到皇权高度集中的一个转变。

清朝初年，在国家制度方面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明制，如内阁制仍然沿用。明虽在立国之初就废除了宰相，阁臣权力远不及宰相，但是在中后期仍不能避免大臣专权的局面。清朝有鉴于此，进一步削弱了内阁的权力，设立军机处就有制约内阁权利的目的。在传谕时，有一些诏令是用“密谕”的形式发出的，即不经过内阁而由军机处加封，交兵部捷报处传送，这就是所谓的“廷寄”。有了军机处后，如有军政事务皇帝一般传军机大臣听旨拟旨，阁臣位高而无实权。同时许多机密政务、国家大事都转归军机处来处理,但清统治者并不授予军机处以正式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名义,甚至在很长时期内，它并未被列入国家的正式机构,不入《会典》，不修《则例》，其办公处也不称衙暑,只叫“值庐”或“公所”。没有专职官员属于一个临时机构,有事则办无事可散的地位。所有入值的军机大臣不是按国家正式职官的升转制度选调,没有品级与年资规定,只凭皇帝个人意志。雍乾以后百八十年军机处的设置,皇帝如虎添翼,封建专制主义得到空前高度的发展。军机处是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得到高度发展的历史产物,它的出现加强了皇帝对全国官僚政治的控制,起了保护皇权和抑制满洲诸王贵族势力的作用。军机处是皇权的附庸，它是一个极大而没有独立性的特殊政治机构，皇帝运用这一特殊工具推行和实现自己的旨意，达到了强化专制主义的目的，所以皇权与军机处融为一体，成为清朝三分之二时间里最高中枢机构和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发号施令的策源地。

（3）军机处的建立之初, 加强了雍正的统治, 因而为迅速稳定社会秩序, 恢复经济繁荣,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雍正刚继位时, 国内还未摆脱政治废弛、经济下滑、财经亏绌的局面。在吏治上,吏治腐败，权贵们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事务, 群臣营私结党, 争权夺利；衙门事务堆积, 不是政出多门就是无人过问，社会矛盾丛生。尤其诸王交结抗衡, 对初得皇位的雍正是个极大的危胁。经过六年多激烈的斗争和整顿, 局势虽然有了好转, 但政治尚未稳定下来。诸王还掌握有一部分权力, 干扰着皇帝的统治。军机处的建立, 正好为雍正削弱了诸王权势, 加强了皇帝专制统治的地位。对内穷治朋党, 整顿吏治, 改订律例; 对外北击准噶尔, 南平黔苗；为廓清政治、奋起图强扫清了道路；皇权加强, 还保证了各项措施的顺利推行, 如在西南边区实行了“改土归流”，加强了清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 大力推行“摊丁入亩”的新税法, 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治理黄河, 疏通渠道, 使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国库充盈。雍正末年,仓庾积蓄竟可供20年之用,积银也多达六、七千万两。“宇内安人, 庶政修举”，为“康乾盛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

（4）军机处的创建提高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效率。

军机处设立后，雍正“朱批”过的奏折都先交军机处，由军机处“录副”，即将奏折及朱批抄写一份副本，加以保存，原件则交还具奏人。由军机处寄交各地官员的称为“廷寄”，迅速而机密。军机处的“值庐”在隆宗门内的瓦房，靠近皇帝得以随时召见。每日从皇帝那承旨即回庐撰拟，视其翼急，有的当日将所属进呈，皇帝认可即发出多一般明日进呈。既使在行途中也不怠慢，军机处撰旨快,发旨也快,有关机密要事的谕旨,撰拟进呈皇帝览后,即不经内阁由本处密封,交兵部捷报处即送,直达督抚。这种“廷寄”谕旨封面批明“马上飞递”字样，每日限行三百里。若须急送的则可批明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以及六百里加急字样。如此,皇帝的谕旨可迅速地畅通无阻地直达地方。所以，军机处的设立提高了机密程度及行政效率，同时也增强了君主控制全国的权力。

综上所述，军机处设立的作用客观的来说，军机处的设立是清朝满汉联合体制在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下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标志着清朝满汉联合体制在中枢决策层次上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境界，也标志着清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是清朝的中央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这一制度的推行，在清朝后期以后，由于清朝整体政治的腐败，同时加上清后期皇帝的昏庸软弱，它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军机处虽然是国家中央决策机构，但是军机大臣只能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在办事过程中不能发挥其能动性，使他们独立思考事物的能力不能得到发挥，也就逐渐丧失了机构的灵和性和高效的的特点，使其机构日益僵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机处也就被新的机构与制度给取代。这说明一种任何的机构与制度在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不符合历史发展需要时，都将被历史给淘汰。但不可否认，军机处的出现实，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满清政权结合时代特点创设的一种制度，对皇权的加强、政权的巩固起到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于军机处，要有一个全面的视角；同时由于军机处这种政治制度的确立、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使得史籍的记载多有缺漏，以致目前还很难对军机处的发展演变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与描述；同时由于个人能力和掌握的资料的不足，论文有许多待改进的地方。故而，此文不能彻底说明军机处，也有所遗漏，希望其他对其感兴趣的读者指出，已达到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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