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拼刺刀为何从不开枪

果真如此吗？说老实话，以前也曾这样认为的，觉得中国士兵太奸猾，拼不过人家就“玩赖”。后来看了有关作战专家的介绍，方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因此觉得非常有必要在这里给予指正和澄清，以免使我们陷入错误，盲目崇拜“武士道”，大者干扰了我们正常的道德信仰！ 日本军人在肉搏战之前，都要子弹退膛，来不及退膛的也要对天放枪把子弹都打光，然后才能上阵拼刺杀。这绝不是日本士兵为了展现他们的“武士”之美，而是日本陆军作战条例中有此规定。日本陆军为何要作出如此规定？并非是为了宣扬“武士道”精神，而出于实战的需要。 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虽然是一种“愚忠”，但制定日本陆军作战条例的那些日本军事作战专家们可绝不愚蠢，以至于让自己的士兵去用刺刀去对付敌人的子弹。 原来，日本士兵所使用的“三八大盖”，子弹初速度大，贯穿能力强，近距离搏杀时，双方都没有队形地混站一团，如果开枪射击的话，子弹贯穿对方的身体之后，变成流弹仍有很大威力，极有可能接下来就打到自己人身上，并停留在体内。作为士兵都知道，子弹停留在体内要比贯穿身体对人所造成的伤害更大（当然了，正好贯穿心脏或大脑的除外）。所以，不开枪射击是为了不误伤己方战友，而且也得不偿失。 再者，日本士兵拼刺刀的预备姿势是：枪刺斜向上约45度，手也是握在枪托的颈处而不是手指扣在扳机上，这样运枪刺杀更有力，枪身也是略斜指向对方的肩膀而不是正对着对方胸膛，是为了防护以方便拨开对方刺杀过来的枪刺。这样的握枪姿势，即使开枪子弹也会打飞了的，不能击中对方。 而中国军队使用的步枪，初速较小，贯穿力弱，虽说子弹也有可能贯穿敌人的身体，但穿透后余威不大。更主要的是，中国士兵的刺杀技术不如鬼子！所以中国军队当时的信念是：宁可误伤自己战友，也要射杀鬼子，哪怕用两个中国人的命换一个日本鬼子的命！ 这不是中国人“玩赖”。战争是残酷的，双方对阵起来，以杀死、消灭敌人为最高原则，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即便偷袭也叫正常战术。日本鬼子拼刺刀时不开枪，并不说明他们多么神武壮美；中国士兵拼刺刀时开枪，手段也没什么不对！从来就没有因为你“义和团”使用的是大刀长矛，他八国联军就放弃使用洋枪洋炮了。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个疑问：日本鬼子拼刺刀时不开枪就不开枪呗，也不至于非要把子弹都退膛或对天放掉吧，这不是浪费吗？说明你说的观点不对，还是“武士道”精神使日本鬼子这么做的。问的好！其实这正是日本鬼子也不那么“真武士”的反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拼刺刀是种一对一的搏杀，是你死我活的，在这种情况下，杀死对方自己才能活，就是那日本鬼子他也顾不得什么“武士道”，什么误伤到自己的战友了，开枪能立至对方死命他也是要开枪的，自己先活下来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日本陆军才制定了那么个条例，必须事先把子弹退膛或放掉。在战斗中让自己承担更大风险也不能误伤到战友，也培养了士兵的集体意识，更深一步说是提高了士兵的素质，提高了军队整体的战斗力！ 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军队不限制士兵在拼刺刀时开枪，不利于培养部队的整体意识，好在中国士兵的枪子弹初速小，误伤自己人的情况不严重，拼刺刀技术又不如人，“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 这里有必要提一提中国国民党山西部队的“大刀队”。 中国军队也不是在拼刺刀时拿日本鬼子没有一点办法，那“大刀队”便是日本鬼子的大克星。要说起来很简单，“大刀队”就靠的那一招半拿住了鬼子——预备姿势是双手握刀，刀尖向下，刀背朝上，拼杀时，刀从下往上斜着抡起，刀背磕开鬼子枪刺的同时，翻转大刀使锋刃变为朝上，顺势削鬼子的脑袋。招数简单而适用，鬼子非死即伤。 现在一些电视剧外行导演，为了制造出强烈视觉冲击，都拍成刀是由上往下挥的，如果“大刀队”的士兵是用这样的招数对付鬼子的话，等于是找死！刀先要高高举起（总不成预备姿势就是把大刀高高地先举着吧），再劈下，这是两招动作，不管你动作有多快，这中间都有个门户大开的一瞬，恐怕不等你刀落下来，鬼子的刺刀已经刺进你的胸膛了。 那句“大刀向鬼子们地头上砍去”的歌词其实用词很准确，只是大多数人（包括字典里的注释）都没理解准确。“砍”字含义指的是横向（包括斜向上）运刀，而由上向下运刀那不叫“砍”，叫“劈”。现在电视剧的导演（何止电视剧导演）光会蒙人，一拍武打片，不是长拳就是飞腿，好看倒是好看，实际中完全不中用。武术里讲究的是“寸掌”和“寸腿”，就是拳掌或腿脚只须向前击出一寸（当然可能有些夸张），便能给敌以重创，先收拳然后再出击，拳不出老就不能发出力，那只是没练过武的人的打法。

侦察英雄负重伤藏于床下，大嫂打开院门，不怕日军追杀吗？咋回事

干哈滴噶(意思,干什么滴呀)，你是干哈滴噶？我是干哈滴嘎，我是个列车员，我跑车三天不回家，下班三天回家我又不想呆在家，我天天跑来跑去我的脑袋就象门夹

怎么办？老子不干喽！每月四五千，但不够我吃喝嫖赌，我穿制服，我还

象披着羊皮的狼，我戴大盖帽，就象皇协军，还要打领带，吊死噎熊吧!(意思,吊死掉算啦)

刘志军呀，你贪的太多，我竖起中指，爆你妈菊花。。满怀撞景（应为憧

憬），等到你结束，老子被靠狠啦(意思我被你糊弄欺骗的太狠啦），老子被靠狠啦。。。我就这样工作到退休休休。。。。休。列车员STYLE。。列车员STYLE。。爆你妈菊花STYLE

。。列车员STYLE。　一枪打四个！　

好不容易当个夜班我忙滴头晕眼花，我当班睡觉被扣钱，我气的屁眼开花

，你有什么办法工人没地方讲理，怎么办，怎么办，我只有逮到旅客干！

阜阳到上海，拉一车老大磕滴瓜子对我太伤害，他吃完瓜子又吃变蛋你没

吊办法，你怎么办？只有拖地扫地，不如给我自己滴伤害　　起的太早，

拿钱太少，身体全坏了。拿到手太少，被剥削太多，我要反抗！我要反抗

！！全国铁路一起SAY　NO　NO　NO　．．．．．NO　！！列车员STYLE．

．．哦．．列车员STYLE．．　

你再笑，看我笑你再笑，BABY BABY不要笑我生活太难过．是我真实的写

照，真实的写照．BABY BABY不要笑，你有天还不如我．列车员STYLE．

来，来。去死来来。。。来钢把好来。。 （白） 去马批。

凌晨，扫荡的日军包围了郝海村，村口哨兵接敌的枪声，警醒了刚到达村里准备休息的八路军官兵，部队组织突围，任侦察队长的孙绍荣带领侦察排掩护部队突围，跃下交通壕，准备回头观察一下敌情的瞬间，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击中了孙绍荣的大腿，一个战友背起孙绍荣就跑，两个战友负责掩护，一口气跑到郭庄村，躲进一个大嫂家里。

为躲避日本鬼子，大嫂的丈夫带着孩子都跑进山里了，大嫂是因为行动迟缓了一些还没有离开。孙绍荣失血过多，已经不能行动，三个战友在大嫂的帮助下将孙绍荣藏在了床下，并告诉大嫂，等到天黑之后回来接孙绍荣。

大嫂忙了一个小时左右，先是清理了院内留下的血迹，又打开院子的大门，之后，她离开躲避日军，可是跑到门口，她又停下了，返回身藏到了墙角之下，观察动静，过了一会，一队日军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日军是否跨进了大嫂的院落呢？大嫂为什么选择敞开大门迎敌、而不是紧闭大门？侦察队长孙绍荣是否安全呢？

他们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凶险，半个世纪以后，寡言少语的抗战老兵孙绍荣，用详细的笔触回忆了这段生死历险？现在分享如下，细看 历史 ：

抗战老兵 孙绍荣

抗日战争过去整整半个世纪，回首那段不寻常的 历史 ，总不免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不仅仅因为抗日战争艰难岁月和如火如荼的斗争，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还因为它在我身体上留下终生的伤疤。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1943年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段。此时的鲁西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境更加艰难。日、伪、顽军占据着全部县城，并在交通要冲，重要村镇设立据点，筑堡建垒，长期分兵驻守。点与点之间，以深三至四米、宽四至五米的封锁沟相连，采用“挖沟筑垒”、“铁壁合围”，“拉网扫荡”等战术，对根据地频繁发动进攻，妄图扼杀我分散、小块根据地，消灭抗日武装，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极大破坏。

根据地军民在***领导下，有针对性地反扫荡、反围剿。为限制敌人大部队运动，便于我小部队活动和作战，发动群众同样也挖了许多的交通沟，把分散的村庄一个个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在一马平川的鲁西南大地，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状深沟高坎和季节性植被（青纱帐）为特征的特殊地形地貌。我军化整为零，组成多个武工队，深入敌后，充分依靠抗日群众，在这种险恶奇特的环境中与敌人周旋，进行针锋相对、捉迷藏式的斗争。

我当时在冀鲁豫八路军教3旅9团任侦察队长。

这年三月的一天，部队经过一晚上行军，拂晓来到成武县东北一个叫郝海村的地方，根据预先计划，部队准备在此稍作休息，待天黑再往北穿过日伪封锁线。

郝海村是个仅有百余户的小村，部队分散到各户，烧水的烧水，用干粮的用干粮。

突然，“叭勾！……叭勾！……”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清晨的寂静。我西南方向的警戒哨与敌人交上了火，同时西北方向也发现了敌情。从枪声判断是“三八大盖”，可能是鬼子正规部队；几个方向同时出现情况，可能是鬼子的大部队，正向我驻地实施包围；天刚亮我军前脚进村，鬼子后脚即到，说明敌人是有备而来。事不宜迟，团领导命令部队立即向东南方向分路突围转移。

我带领侦察排先行行动，查明情况，掩护部队撤离。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村旁一片开阔地，跃向一条交通沟。

到达沟沿时，我想观察一下后边的情况。就是这非常短暂的一停顿，一颗鬼子的三八大盖子弹从后向前穿过我的右小腿，身体顿时失去平衡，身子一歪栽进了交通壕里。我感到右腿一阵麻木，鲜血顺着裤角往下流，染红了整个鞋袜。我挣扎着想站起来，连试了几次，怎么也用不上力气。顿时，我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

在这紧要时刻，我命令侦察队以班、组为单位，迅速沿交通沟向外冲，掩护大部队撤退。

随我一起突围的是朱兴镇、刘光同、路永振三名侦察员，都是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八路”。他们临危不乱，毫无惧色,齐心协力架着我就往外突。朱兴镇背起我，刘光同托着我的伤腿，路永振负责掩护，我们四个人顺着交通沟边打边撤，一路向南。

由于高度紧张，步履急促，三人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苍白，口干舌焦。我们拼命往前跑,来到武安地界，进入郭庄村。村西头一户人家，院门虚掩。我们跑进院里，迎面碰见一位大娘。路永振急忙说，我们是八路，刚才遇上了鬼子，突围时我们队长负伤了，请大娘把我隐蔽起来，一定不要落到敌人手上，天黑回来接他。

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院落。开始把我背入盛柴草的南房，想把我藏在柴草中，想想不妥，后又按大娘的意见把我背到西房，藏入床底下。经过一阵紧张地忙碌，安顿好我，三名侦察员才离开大娘家匆匆去追赶部队。他们走后，大娘忙掩上门，拿起铁锹、扫帚处理院内地上留下的血迹。

时间一点点过去，大约不到一小时，敌人进了村，脚步声、马蹄声、叱骂声和吵杂声清晰可闻。我咬紧牙关,强打精神，手握驳壳枪，随时准备应付不测。我默默打定主意，万一鬼子追进院子，只要靠近床前我就开枪，打死他一个够本，打死他两个赚一个。说来侥幸，敌人急于分路追击，只是穿村而过，没有逐户进行搜索。

外面渐渐安静下来，死一般的沉寂，一场迫在眉睫生死攸关的灾难暂时躲了过去。

不一会儿大娘推门进来，对着床下小声说:“队伍上的大兄弟（当时老乡都这么称呼八路军的同志），大股的敌人过去了，不知后面还有没有，你先别出来，再多忍耐一会儿。”

我回答说：“多谢你了，大娘。”

大娘转身出屋，又过去一个时辰，再回来时端了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她走到床前，摸索着往床下塞。边塞边小声对我说：“你流血太多,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一定又渴又饿，快把这碗汤喝了来填补填补。”

我侧过身，轻轻睁开眼睛，目光与大娘相对，惊讶发现，眼前这位哪是“大娘”，分明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大嫂。

我问：“大嫂，您贵姓？”

“小户人家，什么贵不贵的。这里是郭庄村，我家掌柜的也姓郭，不嫌弃的话叫我郭嫂好了”。

大嫂身穿半旧的兰褂，下穿黑土布宽腿裤，脑后盘一个老婆绻,与她丰满无皱的脸庞显得有些不协调。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许多年轻妇女为躲避敌人的糟踏，故意把自已打扮成上岁数的老太婆模样。

在大嫂一再劝说下我勉强地喝了两口汤，一点食欲也没有。

她见我不吃，有些着急地劝慰我：“看来你伤得不轻，都快一整天了，流那么多血，不吃点东西咋行？”

大嫂见我面色煞白，没一点精神，呼吸一阵紧过一阵，她也没啥好办法，只能不断安慰我。

“你要打起精神，把这碗鸡蛋吃了，千万别睡过去,强撑起精神。你那三位同志不是说了吗，天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我有气无力地答应着，强迫自己又喝了些汤。心里默默念叨：“快天黑，快天黑……；千万别睡过去，别睡过去”。

天终于暗了下来。刚擦黑，隐隐约约听到院里有响动，大嫂带着三名侦察员进来，还带来一付临时捆扎的简易单架。他们把我从床底下慢慢拉出来，轻轻放上担架。我迷迷糊糊躺在担架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用眯缝的眼神望一望大嫂，就算是告别。我心里明白，谢谢您大嫂，有朝一日等我养好伤，一定回来看您。

三天后，我被转移到巨野县西部的根据地后方医院。所谓的后方医院，就是选择离敌人中心据点较远的村庄，把伤员分散在老乡家，由几个医护人员照看。医护人员每天走门串户给伤员看伤、换药。所谓换药，不过是用红药水消消毒，重新包扎一下。有时连红药水也供不上，只能用盐水清洗。止痛药根本没有，伤口痛起来只能强忍着。伤员的伙食主要是高梁面窝窝头，有时加点咸菜疙瘩，能够吃饱就算不错，至于营养根本谈不上，这已经是很好的待遇。

难忘的是，医院有一位老汉，他是附近村民，每天给我们几个不能动弹的重伤员送水送饭、端屎端尿。

枪伤造成我右腿胫骨粉碎性骨折，又处理得不及时、不彻底，耽搁了救治，加之来回搬动，伤口开始化脓。血水和着浓液渗透出包扎带，搞得整条裤腿都是，散发着浓浓的血腥。

我全身麻木，已经感觉不到疼痛，开始发起高烧，昏睡过去。医院姓赵的院长找来两位懂点“医术”的当地人合作，用十分简易的“器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先后给我做了三次“手术”，取出好多块碎骨。大点的骨茬他们取不出，勉强“拼接”上，夹上两块木板裹上白布，简单地处理一下，只能等伤口慢慢自行愈合。

不知昏睡了多久，当我迷迷糊糊醒来，赵院长对我说：“谢天谢地你总算醒了，整整五天五夜，要是再不醒我们打算给你报烈士了。”

人虽然醒了，但伤情还在不断恶化。后方医院请示军分区，请他们派巡回手术组前来协助诊治。第二天，巡回小组来后与赵院长商量，决定给我截肢。

巧的是那天巡回小组没带截肢手术器械，麻醉药品也要回去筹措，只能推两天下次再做。

可能因为用大量盐水冲洗的缘故，三天后他们再来时，我的腿伤有了好转迹象，红肿有所消退，决定改为保守治疗，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半年内，又先后为我做了两次较大的手术，伤口畸形愈合。侥幸的是右腿总算“保留”下来，受伤右腿比左腿短了4厘米，稍有不慎伤口经常“发作”，后遗症将伴随我终生。

1943年夏天，敌人的“扫荡”日渐频繁，范围也越来越大，后方医院所在村庄也非安全之处。

每逢敌情险恶时，住地老乡把我们几个不能行动的重伤员，连人带床抬入远离村庄、远离道路的青纱帐里，由战地卫生员送水送饭。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得以安全隐蔽，有时一连好几天吃住在露天地，敌情过去老乡们又把我们抬回村庄的“病房”。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青纱帐里隐蔽,突然西北方向的天空乌云翻滚，雷声隆隆，风摇着青纱帐刷刷作响,一场大暴雨即将来临。怎么办？重伤员一旦淋了雨，伤口必定发炎，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正在万分焦急时刻,接我们的老乡出现在面前，他们二话不说，抬起我们便跑。我躺在担架上，望着老乡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听着老乡气喘吁吁地声音,心中不由地阵阵酸楚。多好的乡亲们啊，冒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情，不顾将要来临的大雨，一口气抬着我们跑了4、5里。老乡们拼命抢时间、争速度，赶在大雨下来之前把我们安全抬回到病房。刚刚安顿下来外面已是电掣雷鸣，滂沱大雨倾盆而下。

1943年冬天来的格外早，刚过立冬节气鲁西大地便迎来了第一场雪。

冬季来临，为保证重伤员的安全，老乡们在离开村庄的昕野里,选择较隐蔽地方，修建了几个能进出担架的掩蔽部。先在田地边挖二、三尺深的土坑，用木料在顶部搭上架，苇席覆盖，填上一层土，再播种上小麦等时令作物。远远看去地下隐蔽部和周围景物完全融为一体，即使走到近前也很难发现。情况紧急时老乡们就杷我们重伤员抬到隐蔽部里去，里面虽然阴暗潮湿，空气污浊，但却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藏身之地。

我艰难地度过了一年多的病榻生活，又在医护人员和老乡精心护理下过去小半年，1944年夏天，我终于可以丢开双拐，一瘸一拐地开始独立行走。经过顽强锻炼，我的身体好了很多，在我再三要求下终于回到部队，被分配到情报站继续做侦察工作。

我负伤当晚仓促离开郭庄村，对郭大嫂连句感谢的话也未讲，内疚和感激之情交织心中，久久难以释怀。1944年年关将至，我分得3元钱的伙食“尾子”，便到集上买了几斤鸡蛋、两包点心，专程去郭庄村看望郭大嫂一家,当面感谢救命之恩。

情报站距郭庄村约两个小时路程，一路匆匆，很快到了村前，来到那曾经熟悉而又陌生的院落前。院门虚掩，一扇已经脱落，歪斜地靠在低矮斑驳的门框上，随时都有掉下来可能。看的出这两年他们光景过的并不好。

喊了两声，屋里有人答应，我迫不及待侧着身子挤进院门，来到院落中。屋里人听到响动，一个中年男人推门出来，紧跟着跑出两个小男孩，我猜想应该是郭大嫂男人和两个儿子吧。随后出来一位中年妇女，一眼认出正是我日思夜盼的救命恩人郭大嫂。

郭大嫂一愣，仔细一看，是前年春里在他家负伤躲鬼子的我，对我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既惊讶又高兴。惊讶的是我竟然还活着；高兴的是我还能生龙活虎、健 健康 康来看她。我按咱们队伍上的规矩，端端正正向大嫂和她一家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哥、大嫂，谢谢你们救了我，今天我来看你们来了！”

郭大哥高兴地不知说什么好，拘谨地站在那双手直搓前襟下摆。郭大嫂满脸堆着喜悦，高兴地把我往炕上让，“外面冷，炕上暖和暖和”。

见大哥还在地上愣着，大嫂招呼他：“当家的，别光顾着高兴，人家孙同志大老远跑来看咱们，看那一头汗，还不快去往灶里添把柴，让他擦把脸、喘喘气，喝口热水，慢慢聊。”

郭大哥应承着跑去院里抱柴、烧水，两个小家伙也屋里屋外跑进跑出，炕上炕下翻腾打闹。

全家呈现一片喜幸。

叙谈中，大嫂细细回顾了当时紧张情景，绘声绘色地说道：“当时敌人越来越近了，孩他爹带两个小的跟着全村人先一步‘跑反’，我拾了几件衣物落在后面，正想出门，你们突然闯了进来。两人轮流背着一个伤员，一人扫了一眼院落，看我们是个小户人家，求我帮帮忙，暂时把伤员隐藏在你家，我们三人要马上追赶部队，天黑后一定会回来接人，不由分说把你抬到堂屋，拉过一张炕席，把你放在席子上，轻轻推进堆放杂物的床下，用几件随便什么东西简单遮挡一下，容不得再商量，说了几句感激的话便匆匆离去。”

大嫂说：“我见你慢慢喘着粗气，一动不动，右腿斜蜷在那，血肉模糊，一看就伤的不轻。你那三个同志已经走了，把你交代给我，又伤成这样，眼看着这小鬼子马上要到，怎么办？你是打鬼子为我们负的伤，无论如何不能让鬼子搜了去，落到鬼子手里那还有好？

想到这，必须得留下照看。我急忙用铁锹、扫帚把院里屋里地上的血迹整理干净, 不能让鬼子敌人察觉。我把房门、院门都大打开，让鬼子从外边看见门开着，误以为人都跑光了屋里没人。

做完这些，我也跑到院墙根下躲起来。这里既能照看到屋里；又能知晓墙外动静。我寻思着，敌人一旦进到院子，我就弄点‘响动’，把他们引向北屋，决不使你落入敌手。”

大嫂接着说:“谢天谢地，真是老天爷保佑，敌人只是在门外跑过，没有进院搜查，这都是你的命大。你说奇怪不奇怪，平日里我胆小怕事,树叶儿落下都怕砸着头，那会儿却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

大嫂越说越动情，不知不觉太阳已经偏西，时间过的真快。郭大哥催她赶紧备饭，我婉言谢绝，急着归队。大嫂恳切地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见你健 健康 康全家人都高兴。你这一走，下回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你是队伍上的人，规矩我懂，但是一顿饭还是要吃的。不然，我会伤心一辈子。”

多好的乡亲，把八路军当作自家子弟，自家人有危险，冒着全家杀头也要去救。应了那句歌词“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哎嗨咱们是一家人；打鬼子除汉奸，咱们要一条心才能打得赢。……”

真是盛情难却，我只好留下来吃过饭再走。

那个年代，穷人家饭菜很简单。一碗棒子面粥，贴几个高粱杂面饼，就着自家腌制的咸菜疙瘩，大哥又递给我两根葱，一家人围在一起，那顿饭吃的可真香啊。

吃过饭已近傍晚，我起身告辞。站在堂屋中间，大嫂又一次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我一遍，不舍地轻轻拍了拍我的右腿，还在担心我的伤是不是真地好利索了。我挺了挺身子，用力抬了抬腿，原地走动几步，向大嫂一家证明我的伤真地好了。

我立正站好，举起右手，郑重向大嫂一家人再行一个军礼，用军人最高礼仪向亲人告别。

“有空常回来看看。”

“放心吧，一定会的。”

我一转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一年后，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投降，内战烽烟又起。我们9团是支老部队，奉命在冀鲁豫边一带接受日伪投降、接收敌产，工作非常忙。原打算找时间再去看望郭大嫂一家人，一直抽不开身。1945年11月，我们团整建制开赴东北，开辟新根据地。此一去越走越远，一年前的一别竟成了永别。

1991年秋天，我回山东茌平老家探视。我的老家虽然离我曾经战斗过的武安尚有100多里，但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人民，那些峥嵘岁月，常常勾起我深深怀念。这次回来，绝不能再错过机会，一定要去郭庄村，看看郭大嫂一家人现在怎么样。

事不宜迟，我通过山东省军区联系到荷泽军分区，说明了我的情况和要求，请他们帮忙寻找、安排。省军区非常重视，专门派人、派车送我前往。荷泽军分区提前接到通知早做了安排,先一天便安排人早早等在村口。

我从济南出发已是下午，当天在菏泽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餐赶紧出发，不在县里停留直接去郭庄村。

鲁西南大地，一片秋收景象。我顾不上欣赏一路上的美景，急切想见到我日夜思念的救命恩人。

郭庄越来越近，县武装部的同志和村支书在村口迎接我们。下车后互相握手寒暄几句，支书告诉我十分不幸的消息：郭大嫂和他丈夫已经去世多年，他们的孩子如今也下落不明。听了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过。来的路上我有思想准备，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真地听到确证消息还是难以接受。我提出想去老屋看看，村子早已不似当年，旧貌换新颜。

阔别48年后又到武安县郭庄村,因种种原因未能与郭大嫂一家人相见，他们的音容笑貌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抹之不掉，也是我今生一大遗憾。

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正因为有千千万万像郭大嫂一家普普通通的农家人，他们在默默承受，无私付出，挺起民族脊梁，敌后根据地才能坚持、发展。广大平原地区，虽无险要山形，有了人民这座“靠山”，就有了开展游击战最基本的条件，同样可以打鬼子，取得抗战最终胜利。

“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

1995年8月3日 西安

(本文是应《老战士》杂志的约稿）。

右一孙绍荣（作者），右二翟尚志（战友），左一何斯辉（孙绍荣夫人），左二张贤（战友张哲夫人）。

2022年清明之际，抗战老兵孙绍荣的儿子孙赤兵写了一段“随笔“分享如下：

我的父亲孙绍荣是一名抗战老兵，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有18年。前几天，为整理湘西剿匪史料又一次翻找父亲遗物，在一堆文稿中无意间看到父亲亲笔写的一篇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回忆文章，记述他在抗战时期打鬼子负伤的经历。

从小我就知道我父亲腿部负过伤，走路一瘸一拐，刮风下雨、过度劳累腿伤就会复发，发作起来几天几夜高烧不退，伤口部位又红又肿，胀的大大的透着亮，看着使人害怕。从记事起父亲从未向我们讲过他的“战斗经历”，负伤、养伤过程只字未提。在他心目中这一切好像都是应该的，与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相比，他的这“一点”伤算得了什么。

现在的史学界流行一种说法，叫“ 历史 不能细看”。我理解这话还有另外一层含意，是说在 历史 的长河里每一个个人、任何一个事件都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

其实，有时候“ 历史 真该细看”。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睿智。”读懂 历史 不但给人学识，更能启迪智慧。 历史 教人用深邃的眼光看待过去，品读现在，观照未来。

历史 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书写的，是一个个具体事件堆砌而成，他们像一朵朵浪花在 历史 长河中奔腾跳跃，透过浪花你会发现那波澜壮阔的一幕幕就真实的存在于你眼前。每一个时代总有那么一批人，既平凡又伟大，他们可能就是你父辈，也可能是你亲人，还可能是你战友、朋友、同事、同学。 历史 就在你身边，那么丰满、那么生动，有血有肉，完全不同于干瘪枯燥的史书，没有 历史 的玩笑，也没有黯然深沉。

我父亲不善言辞，长这么大很少见他动感情。记得1985年临上老山前一天，我挤出半天时间回家向家里人告别。一般来说家中独子上前线，长辈总会千叮咛、万嘱咐。

临走时我问父亲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我父亲沉默了一下，只说了一句话：“战场环境复杂多变，做战术动作一定要果断，千万不能犹豫。”当时我对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理解不了，心想“就这点交代，连句豪言壮语的鼓励话都没有，”甚至还有些“埋怨”。30多年后，当我读到父亲的这篇文章，才体会到这话里的深意。看似稀松平淡的一句话，却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以亲身经历过血的教训对后辈军人最好的衷告。字字珠玑，充满父子情深。

以下是我父亲的回忆文章，转录以飨读者。

2022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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